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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感悟公民社会 |
五一节假期前夕,接到亚太地区艾滋病联盟APN的邀请,希望我来参加董事会选举会议,于是买了张机票就飞过来了,也想借此机会放松一下自己的心身。
多次出国访问学习后渐渐让我明白,NGO组织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有人说草根组织正是在这样的博弈中不断成长着,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所以此次泰国之行,细细观察着一些与会者为占据一席位置,于嬉笑中明争暗斗,联想到国内草根组织的情况,不由得心生倦意。
临回国的那天,UNAIDS亚太地区官员何景琳博士跟我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她从前在UNAIDS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调到了亚太地区办公室。何博士也是最初鼓励我出来工作的官员之一。尽管我们彼此很熟悉,但是由于各自工作都很忙碌,所以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坐在一起谈一个下午。我跟她谈了出道工作将近四年来的一些感受,谈到了我在国内工作的各种压力,一些官员的不理解甚至打压,也谈了一些感染者骨干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尤其谈到了感染者联盟举步维艰的状态,社区成员的期待与草根组织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感觉现实离我理想中的NGO越来越远,表示出内心的倦意。何博士听了我的诉说,劝慰我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累了就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轻言放弃,每个有梦想的人都会感到痛苦,现阶段的NGO或许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积极的变化,看到这些变化背后每个人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泰国,还遇到了国内的几位熟人,万延海和高琦等人,我们一起吃的晚餐,大家难得坐在一起轻松地聊了一些话题。
夜晚,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穿行于嘈杂的街道,温热的风吹打在我的身上,满耳充斥着小摊小贩的叫卖,好像回到了80年代末的广州,勾起了我很多年轻时候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