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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里，凄美与暴烈是其主要美学特征，代表了他创作与精神上鲜明的本民族风格。日本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露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早有尽述，三岛由纪夫比别的作家更显著的是，他将这种精神性，从虚拟世界带到了现实生活，从而导致一出荒诞式的自杀仪式登场。

若说他作品的呈现，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性的冲锋陷阵，那么撇开他所有的作品，我们今天倒是可以从最新出版的这本《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一书中，找寻到他灵魂深处的动因。 看似是自传式的散文，但其中不乏坦陈率真之处，亦有他掩饰矫情之处，怎么看，都是他迈入中年对青春时代的一些感怀和纪念——很多时候，人一旦抵达不惑年纪，心性上的成熟会一下子打开洞见的心窍，就像写日记的人处于经历的状态，只是记录过程，而一旦隔着若干年光阴去回首重拾其中片段，会豁然明朗，原来生活的奥妙早已内藏其间，只等自我领悟，用武侠小说惯用的说法，就是犹如“任督二脉”打通的状态。

三岛由纪夫在这本书中的叙述，就有此意，年介不惑，无论是在创作还是人生的经验上，有了一定的沉淀和意会，尤其像他这种对肉体的消亡、精神的幻化有着极度敏感性的人而言，“青春”一词是代表了人生中心性成长、肉体成熟、意志丰盈的最佳时期，他怎么可能错过一场华丽的书写呢？

三岛由纪夫生于1925年，本名平冈公威，自幼生长于中产阶层家庭，身为长子，被有贵族血统的祖母娇生惯养，久而久之，身上有着女性化的阴柔特质。不过这并非坏事，祖母喜爱看能剧，总是带上三岛前往观看，这垫定了三岛日后在作品中的古典主义写作的基础。

1944年，日本在二战中已处于强弩之末的境地，正值青春期发育的三岛由纪夫镇日提心吊胆，生怕陷入末日危机，生怕哪一天被征入伍，甚至写好遗书。这封遗书被日后成为作家的三岛翻了出来，不啻成为一个自讽的凭据。他写道：“那时候可能有一只巨大的手，握着一个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青年的手，操控他飞快地写下那些字句。而那只大手既不是国家强权，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早已盘踞在我内心深处那无以名状的精神意识吧。”

这种“无以名状的精神意识”正是由末日危机和青春不羁两种格格不入的东西支撑起来的怅惘心态，是心智尚不成熟、正待层层破壳而出的焦虑和世界正被毁坏、政治环境严压之下的两种窒息的碰撞。但那时他却因为误诊为肺病而逃过征兵一劫，提及往事，三岛承认那时候奋笔疾书，把每日的写作都当作是遗作，为了掩饰这种惶恐，或许书写中就有了一种真实的心性流露。这也是他作为成名作家后对青春时期真实感的自我恋慕吧。

但是多年后他组织“盾会”成员在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呼吁“真的武士”随他发动兵变，推翻否定日本拥有军队的宪法，拥护天皇，这种行为就并非冥冥之中“大手的控制”了，实属极端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认为这是三岛无法效忠战争的后遗症：以此行为来谢罪天皇和内心的负疚。结果，这场兵变显然沦为了一场荒诞好笑的行为，尽管三岛的母亲倭文重认为儿子“唯一一次步了他人的后尘”，实则，“死亡”让三岛的人生划下了一个可耻的伤口，他赴死前的呼吁无人响应，包括剖腹自杀、令下属对他进行介错，一连串的手忙脚乱，都使三岛在日后无法在文案叙述中得以“翻身”。

三岛由纪夫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思春期，对女孩和男孩若有若无、缥缈的情感依恋，以及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孱弱体质、纤秀苍白的阴柔男孩的形象，他讷于表达对女孩子的爱恋，更多时候倒是出于周边环境因素或虚荣心驱使才去接近女孩。他对表亲家的女孩浅子有一份算不上是初恋的感情，嫌她头上戴着庸俗的红花，还有肆无忌惮的言语上的诱引，但趋于周边学长们纷纷的情欲经验，他也转而去幻想自己这一段，并有意无意将浅子当作了自己初恋的替代品。

这位从小在贵族学校学习，有着好学而聪敏基因的作家，气宇高雅疏阔，这在对他采访的纪录片中，他用流利标准的英语畅谈自如的神态中可见一二。但他严谨如建筑般宏伟的写作形式中，亦掺杂有一种私家的欲念和灵性，这从他讨厌太宰治那种颓废派写作与处世风格，以及他对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私小说写作大家的膜拜可见一斑。他是矛盾体的完美结合，不断在“缺”与“补”的驳斥和较量中胜出。

比如祖母和母亲对他的呵护，使他体质瘦弱、内心敏感而丰盈，造就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天赋异禀，征兵的落选可算为幸运，同样也是他缺失与男性为伍的一个缺口，以致成为他最后崇尚男体美学，崇尚同性爱的一个潜在因由。他小时候读的藏书中，就有塞巴斯安殉难图中男性的壮美肉体，这使孱弱纤秀的他在成名后雇用私人健身教练来对抗肉体上的衰弱，他甚至有些自得的认为，健身还医治好了他的胃病。他置办私人健身房，聘请健身教练，使肉体得以强健，还不乏经验上的认识，在强化肌肉同时要适时加入体操使其保持柔软和弹性——如果不是对肉体过度的贪恋，怎可如此心领神会并摸索出新的境界？最好玩的是，他最后还以某些教练的言论来反证“肉体成就精神”的理论，反讽那些以肉体来搭建人格的无稽之谈。

从最初的健身、练习拳击，再到最后的剑道学习，三岛从强身之途中回归到与精神性的统一之中。他认为剑道练时的那一声呐喊“代表的是把近代日本所感到的羞愧、拼命掩饰的东西，赤裸裸地呈现出来。那些东西联结到最为晦暗的回忆，联结到流淌过的鲜血，它们根源于最能如实呈现出日本过去的记忆。”在新的事物中融入了民族根本性上的“乡愁”意识，也从中可以窥探到三岛最后赴死一战的根源。在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金阁寺》中，美作为建筑体的豪奢与立体性存在于世人眼中，它是一道符咒，也是一个隐喻，让书中的人物的内心总有一种不安和缺陷，最后金阁寺的烧毁如同对三岛人生提前作出的谶语，也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矛盾的感觉。

他曾请著名摄影师细江英公为其拍摄男性裸体写真，名为《蔷薇刑》，画面上赤裸而壮美的男性人体致敬了古希腊所崇尚的运动、天体的文化特征；还出版过专门讲述同性爱情的小说《禁色》，内里描写露骨，但更注重故事的叙述而缺失了与之其他作品相对应的美学的建筑式的风格营造，被他自己斥为是“情节猥琐”之作。有导演试图把该书搬上银幕，遭致三岛遗孀的拒绝，三岛作为在日本国内很受欢迎的作家及右翼分子拥趸的代表，很多人排斥他的同性恋行为并不予承认。

三岛由纪夫在本书中表达了对少年时期的追忆和诠释，同时又以中年的时境心态来反观现在年轻人的状态，他的西方式的写作主题包含着日本民族根性意识，又以现代性的眼光来驳斥过去式的情状。他指出，作家的精神领域愈发的强大，而身体所在的实体空间却越来越小，这在他对永井荷风等老作家老年时代狭小自闭的生活领域发出的感慨中可以看到共识。

“由此看来，写小说的时间愈久，似乎愈讨厌和人相处，当然，若是厌恶与人打交道，那就绝对当不成实业家。”这种感叹发自于对文学热衷的他的处世经验，也是现今很多文人相轻的普遍写照。三岛由纪夫早已看穿了这一层文人相轻的面纱，从一开始热衷于跑沙龙赴座谈到最后禁闭于室孤立的写作，这其中定是尝尽了不少文人的睚眦必报的伎俩，所以在这种自我封闭、与外界断绝来往的想法上，倒是与永井荷风等人不谋而合。而且三岛由纪夫深知自己作为文人，也有偷窥打探他人底细的爱好，以文人之心审度文人，显然就会有所抵触。

可贵的是，他自己说除了写长篇小说和热心舞台剧，他拒绝了别的所有创作的邀约，如剧本、评论之类的写作，一力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方向，这倒是值得我们当代一些作家的借鉴。不为商业利益的驱使来勉力而为。但他也接受一些电影的出演，乐于让导演们利用其名声来炮制商业化的电影模式。

三岛由纪夫在战乱时期的写作，显然是在末日理论的支配下奋不顾身的当作遗作来撰写，但起初也并未得到赏识，直到他遇见川端康成。短篇小说《香烟》由川端康成推荐至镰仓文库杂志《人间》，并逐渐得到文坛的认可。很有意思的是，他父亲并不支持他写作，而母亲却很赞成。三岛在大学选择进入法律系，可是他自己也觉得心性里始终对文学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愫，最终还是放弃了公务员工作，成了专职作家。

他在《我心往之》一篇中说到自己迷上文学，是被奥斯卡·王尔德戏剧《莎乐美》中比尔兹利的插画所吸引，最初的写作动机是“想逃避自我”，而拉迪盖等人带给他在乱世中有一种指引方向的平静感，正是这种“平静”使他在失序而混沌时局中得以提炼内心。青年时期，他读森鸥外作品，对其知性而客观的难以模仿的风格进行了吸收，三岛甚至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反对和抗拒既存秩序和固有道德”“在我的文学主题之中，变得愈来愈为抵抗而抵抗，陷入为反抗而反抗的循环之中”。而西方作家中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则使他感慨到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应在于“使人从平凡的市民生活中获得健全的思想，而且必须彻底地使其觉醒。”

若说三岛由纪夫短暂的四十余年的人生是一出精彩迭出的戏，那一定是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戏剧化的冲突，写作量之丰已抵得上别的高龄作家，如果忽略他的人生单看作品，一定乏善可陈。他的写作早已在青春时代就与人生、精神捆绑一体，难分难舍。这也是我们可以从此书窥见他精神成长过程和对照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