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骄傲

    昨天在南锣鼓巷的朴道草堂书店参加研究院的“草原文化教育保护”沙龙，有很多细节让我颇有感触。沙龙结束后，我和另一位志愿者陪几位蒙古来的老师在一家蒙古包饭店吃饭，在蒙古包内听老师们之间谈话也学到很多知识。

    一位北京女老师她曾经是内蒙古知青，她到大草原的时候才17岁，五年的草原生活让她学会了杀羊也学会了不掏鸟蛋，她还会搓马鬃缝羊皮大衣，参加一些蒙古族特有节日的庆祝活动，而这些却已经是和我们一代的蒙古族青年都开始陌生的生活方式。蒙古族老师说蒙古人很敬畏大自然和生命，游牧时会在走的时候把打桩子的土坑填平；蛇进入帐篷的时候会盛碗奶放在地上，蛇喝完就会离开；寺院里的木头房子在一些地方都会挖个洞，为的是方便老鼠四处跑。以前遇到蝗灾鼠灾，人们会迁往另一处，等到草场的自然生态恢复再回来，而定居以后，开始飞机喷洒药物灭虫灭鼠，连飞鸟都被殃及。但我问坐在我旁边的蒙古女生，她说还是觉得定居以后的生活条件更好。

    这些失去和得到让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过一种更舒适的生活，在外来文明的教化下，更直接地说是统治下，曾有过自己骄傲历史的民族被迫或自愿选择放弃所特有的信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种选择？是背叛？还是进步？

    持有物竞天择观点的人会反对对稀有物种的保护，虽然这是人类对自己危害自然行为的弥补，但这真的是正确的作法吗？那些稀有物种被圈养或者半野外生活，使他们不再有真生的自然生活，他们被带上项圈或者被做上标记，不断地被跟踪被检疫被打扰。更值得反思的是，人类为了保证所谓的物种多样性，对那些后代稀少的物种进行人工受精，很多近亲繁殖的物种体弱多病，这样的保护又考虑到动物的尊严了吗？人类对活着的贪婪，直接体现为延长寿命的渴望，可是自然界是否接受这样的苟延残喘呢？（这可能又会跑题到安乐死上，暂时不谈）

    生命是这样，文化不也如此吗？古文明的消逝固然值得惋惜，但是通过种种残留的印记，希望记住他们的人自然会追寻他们的故事，而所有的人都活在现时的文明中。

    所有的死亡都是痛苦的，文明的死亡更是如此。在他们的讲述中，我深深惋惜声音越来越微弱的长调和呼麦，惋惜“风吹草低见牛羊”变成了“浅草才能没马蹄”。在他们的对话中，我突然明白阿凡提故事里的巴依老爷的称呼是因为“巴依”是富有的意思，明白“贝尔加湖”是突厥语中“富有水的地方”，明白汉语中现在表示时态的“着、了、过”是对蒙语的借用。那些拗口奇怪的名字都有其浅显直白的意义，那些简单细微的变化都有其遥远复杂的历史，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也许这就是文明断代造成的遗憾，就是我们对“野蛮的骄傲”深切怀念的原因。

    从追求舒适生活的角度，城市吞并农村，文明俘虏野蛮，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怎样在这个过程让每个人每种文化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和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