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5日，北京市国土局对外公布了10起违法占用农村集体土地案件：   

 一、王卫红非法占用朝阳区来广营乡新生村集体土地案；

    二、孙莲莲非法占用海淀区上庄镇皂甲屯村集体土地案；

    三、丰台区郭公庄投资管理公司非法占用村集体土地案；

    四、北京天宜坤达养殖有限公司非法占用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斋堂村集体土地案；

    五、郭长兴非法占用通州区张家湾镇样田村集体土地案；

    六、大兴区西红门镇拾村村委会非法占用村集体土地案；

    七、北京光环电信设备铸造公司非法占用昌平区马池口镇楼自庄村集体土地案；

    八、北京顺通吉平混凝土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平谷区大兴庄镇吉卧村集体土地案；

    九、怀柔区杨宋镇梭草村经济合作社非法出租集体土地案；

十、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委会非法出租集体土地建住宅案。

2006年北京租用了3颗卫星，来查处违法用地行为。过去是按季度监测，自2006年10月起，改为一两个月监测一次。通过卫星图片，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马上制止，可以避免违规行为变成既定事实，难以收拾。

实际上，早在2003年，北京通州区国土房管局就利用卫星遥感图片，加大违法用地案件查处力度。仅2003年上半年，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4起。通州区国土房管局对卫星遥感图片反映出的面积为2万余亩的550宗变化图斑逐一核对勘察，最后确定新增建设用地207块，共8415.93亩，其中违法用地100块，合计3265.34亩，占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的38.8％。

近年来，利用卫星来发现土地违法案件，已经成为土地管理部门的一种有效手段。上海、湖北、广东等省市都试图对土地使用情况施行“天眼”监测。“天眼”是敏锐的，地面1平方米面积上的地貌变化都能被卫星察觉。那些在地面上毁田筑路，建造别墅的行动自然难逃“法眼”。卫星发现地面上有这样的行动，只需核对一下合法规划中是否有这个项目，情况自然就大白于天下了。2005年10月21日，中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道林因非法占地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审。这一大案的线索就来自“天眼”观照：国土资源部在利用卫星进行遥感监测时，发现了在农地上出现了非规划别墅群，进而追查出此案。

近年来，由于违法占用农民土地，补偿过低而投诉到各级政府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和各种媒体的信件、电话和上访总数居高不下，起诉到法院的同类案件更是节节攀升。由于这类案件经常是牵涉利益深远，涉及人数众多，处理不妥，有时还会演变成激烈的群体冲突事件，引起广泛的舆论反响，严重影响着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国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４０万起，虽然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违法案件仅占案件数量的３．４％，但涉案土地面积却占到涉案土地总量的２３％。以发展地方工业、加速城市化建设为名，肆意圈占农民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有些地方，村村有工业点，镇镇有工业区，有一个地级市竟有99个工业园区。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仅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全国发现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就有１０多万起，涉及土地面积３９１３３．３３公顷，其中耕地１９４００公顷。2003年9月，国务院领导对失地农民问题所批的16个字：“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正是当时问题的真实写照。

此后的土地市场秩序严查严整工作从未间断，严格保护国土资源被反复强调。可是违法占地竟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有些地方可以称为肆无忌惮。2006年头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立案量虽然与2005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同比上升了近20%。这表明每宗违法案件涉及的土地面积更大了。

农民之间的土地挤占不过是毫厘之争的相互“拱地头儿”。大面积违法占地的违法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也只有它们才有这样的能量，这种需要多部门“协同”的规模化占地只有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才可能实现。动作起来就是“大手笔”，大片大片地占，仿佛占得越多才越能显示自己的“魄力”，越能显示“开发力度”。“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就是要敢闯敢干”等口号是地方政府这类违法占地的“神圣”理由。一旦遭受查处，还会摆出一副造福地方、为民请命的殉道者姿态，倍感委屈，邀买同情。有一些地方视国家土地规划如小学生演算练习本，可以随便涂改变更，通过调整土地规划，避开国务院审批，将大量基本农田调出去改为建设用地。而这其中经常可以透视到腐败寻租的黑影。这实际上是官商勾结，侵吞国土资源

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些城市违法用地量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量60%至90%左右。国家土地法规体系已经形同虚设。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心目中，如何使用自己“治下”的土地已经完全是“自家事”，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只需在名目上做些“装饰”手段。

2006年6月17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近来，在中西部地区，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变相设立和扩大开发区，假借开发区名义招商引资的现象时有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在无规划、计划的情况下，大搞“造城运动”、成片开发，盲目签订协议，一次性将几平方公里、十几平方公里甚至更大面积土地出让给一个开发商，建所谓“工业城”、“商品城”、“产业基地”等。这样做，实际上是将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权拱手让给了开发商，造成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低地价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也势必严重侵害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以“优惠”的土地政策吸引外来投资者，非常随意地减免地价，这实际上是拿农民的保命田送礼。在这场土地送礼的大宴上，不少官员在桌面上享用了政绩大餐，桌下拿到了寻租实惠；外来投资者得到廉价地租的盛情款待。双方大快朵颐的佳肴就是农民的保命田。这是一场真正的“圈地运动”。如果说英国18世纪“圈地运动”中的失地农民还可以离土进厂的话，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在猝然失地后是无以维生的。在中国今天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状况下，失地农民很难在短时间内顺利找到工作。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和妇女劳动力在失地后就业的机会更是渺茫。当此情形之下，中央政府施行多么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都不为过，只要管得住，无论是督察制度，问责惩处制度，都是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