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文章谈到郑国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单纯就一篇文章而言，仿佛是郑国给人以孱弱不堪的样子，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背后又受到楚国武力挟制，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郑国如此文弱。

可是打住，那只是文章写来的表面印象，实际上的郑国可非这样。

郑国自从公元前806年左右郑恒公立国以后，维系了四百余年的基业，先后有24代君主当政，能够有此绵延之长，当然也并不是昙花一现之辈。

即使在晋秦两国伐郑的时候，郑国悖理于晋又首鼠两端于晋楚之间，也不能说当时的热力确实是弱于晋秦两个春秋霸主，所以不得低声下气前往求和。

而这之后的郑国，正如前文所言气数未尽，历经被韩国所灭，也还有将近三百年的基业，国力强弱也只是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的态势变化而已，不能以一时之势来判断全局，事情还要长远来看。

时间来到了郑简公当政时期，这时的郑国出了个著名的贤德之相，子产，历经几十年的治理，把个郑国的锦绣江山也给打造成了一方富庶强盛之地。

这里讲讲子产的故事。

子产，郑国著名政治家，少有奇见，能看人所不能看，语常人所不能语。少年时期，当郑国公侯大臣们以武力炫耀之时，他能发奇言，强调不以武功，而当以文治立国之言。

子产以年富力强之际，被郑简公任用为相，可以说任人唯贤之举，从此子产一任而当政三十余年的时间，在他的治下，郑国一改国势颓弱，逐渐地强盛起来，从而承继历代先主的基业，继续延续了三百年之久。

他对于郑国的贡献是全面的，不仅是内部团结公族，外部也是维护国家得益为郑国争得一席之地。在政治思想方面，尤其是其提出的宽猛相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更是成为中华文化思想的精髓之一，至今闪耀着光芒。

如果说有什么遗产可言，那他临终之际，交代给他的继任者的一番政治谈话，可以说是他所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

那么看看他的这番遗言是如何交代的。

自知离世不久，子产是有很多的话要说，作为《左氏春秋》来说，记录先从的话语当是择其主要而言之，即使是只言片语，却是微言大义蕴含深厚。

当时的子产在病榻之际，对前来看望的堂侄也是未来的继任者子太叔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这个话，对于将死之人，交代后事时所说，可谓重托了。

他将自己执政几十年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了继任者，当然是希望将郑国的国运能有贤人维系下去，这样他才能走得安心走得放心。

子大叔作为子产身后的继任者，也是以贤明著称，这一点子产当然清楚，事实上郑国在有他二人的执政下，确实治理得颇有成效。所以他对子大叔所作交代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子产说了自己为政心得，也是勉励子大叔的言语。他分析了为政宽猛的优劣。

他认为为政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宽厚，一个是刚猛。

作为前者的优点在于，因为宽厚待人，可以让百姓信服，可以不教而令。

而后者能够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刚猛地执政对于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立见成效的治理思路。

但两者的缺点对比，子产也是公平比较。

他说了宽厚的缺点，以水来比较，因为柔弱，易于为百姓所亲近，但那样容易导致较多的百姓受到伤害。

而改之以刚猛，就像烈火，人都知道它的性情猛烈，因而畏而远之，比较之下，百姓所受伤害反而较少。

既然两者各有短长，那么采用哪种方法为好，这还真是个需要执政者思考的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是后来思想家提出的概念，在先秦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尚未有此概念，但自觉作出这样的深度思考可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行动与思想自觉了，这也可以证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的一个方面。

总结自己执政几十年的经验之谈，且又把它毫无保留的交代交代给了继任者，至少可以说子产对子大叔的信任和重托，而这里面一切又都是以国事为重的情怀。

而子大叔也是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先辈的治理经验的成功之处。

关于为政宽厚和刚猛区别，这个问题在历经千年的政治实践和古今中外的治理范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姑且不在此认证，而子大叔的治理成就也是很快地验证了子产的英明和睿智。

他当政之后，不忍对民刚猛，而采之以宽厚为先，结果导致了一些贼寇啸聚于草泽之中为害乡里，这时他才不得不采取强力镇压政策，这就是刚猛之策，派出步兵前往剿灭，才遏制了贼寇害民之举，这时候，子大叔不由得心悦诚服地感叹道“吾早从夫子，不及此。”

这是从当政者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之谈，虽然付出了不少的政治代价，但也给后人的治国经验提供了现成的范本。

后人总结这个问题，认为宽与猛都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方法，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既有乱世用重典的做法，也有宽以待人的措施，但都不可机械的对立厚此薄彼，如何用，最主要的还是要实事求是，结合具体的形势，采取行之的效的方法，所谓软硬两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外国人有讲胡萝卜加大棒的讲法，那是立国比较短暂的国家的粗俗的讲法，而作为我们有着久远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而言，讲的就较为文雅所谓恩威并施宽柔相济，这也是子产给后人所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