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本身就是有唐一代的德行学问和政事的立标杆者的人物。

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个人品行更至于道德文章，都堪称为完美，后人所立为唐宋八大家，以至于为后世树立巅峰人物，完全可以讲名副其实。

讲的其成为这样的标杆，一个人的行为是与其思想分不开，那么柳宗元的成就，可以从其的一篇名著《箕子碑》里的主张而见一斑。

这篇《箕子碑》是唐朝人为商代名臣箕子所立祠堂时由柳宗元所写的一篇碑文，按照古人为他人写碑文时的习惯应该写上序言，交待自己所写何人何事的传统，柳宗元写下了这篇序文。

这个交待只是一个因由，重要的是为古人立碑也就是相当于立传，对于人物的生平成就道德学问但凡是有所肯定，也就是可写之处。

能为商代的重要臣子写上碑文，可想也知其所记录人物在历史上的成就可堪后人效法。

而箕子所为也是名副其实。

箕子，子姓，名胥余，殷人，商王文丁的儿子，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王帝辛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朝鲜，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在这篇文章里，开头即提出作者的观点“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

之所以开篇点题，是因为接下来作者所要叙述的对象箕子就具备这样的德行，从而为作者展开叙述点明主旨。

从历史记录来看，箕子的作为正符合作者所提出的三个大人观的方面。

箕子当年，商纣无道，荒淫奢侈、朝政黑暗、听信嬖佞，箕子作为当朝大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纣王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商朝几百年基业眼看毁于一旦，箕子无奈，不能拯救王朝于既倒，只能痛彻心扉，隐居于野，甚至装疯卖傻，这是作为商朝忠臣也只能作的事情了。而这就是柳氏所讲的正蒙难的意义所在。

而当周王即位，王政开明，人民安居乐业，周王请教于箕子治国理政之道，箕子不忍背叛自己的祖宗基业，但也臣服于周王的英明，不去任职当朝为官，却将自己的为政心得整理成《洪范》送给周王辅佐其治理天下，在忠诚与尽责之间作了很好的协调，这也是其二法授圣之说。

后来箕子去往朝鲜，教化百姓、授以德业，一时间使朝鲜蛮荒之地成为王道乐土，百姓赞颂，这更是化及民的典范。

箕子的功绩为后人所敬仰，也为青史留名德播后世，到了唐朝之际，后人念及箕子的功德，特意为其建祠，邀请柳宗元为其树碑立传，而柳氏也是欣然提笔，一挥而就，行云流水，一蹴而就，对于箕子的功德大加赞颂。

你赞扬的思想也就表明你将效法这样的作为。柳宗元是这样写的，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从后来柳宗元的人生作为也实证了他的这个大人观的主张。

柳宗元在朝时，积极建言献策有所作为，他积极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想要为唐朝日益日落西山的朝政能够提振作为实现一番新气象，虽然后来被当政者不纳，但其为政之举亦是可圈可点，不忹食禄。

虽然永贞革新失败，他与其他七人称为八司马被贬谪远方，或是柳州，或是永州，都是蛮荒之地王化未开之所，但他没有因为理想的挫折而失意，却将贬谪之事作为实现人生新作为的机会，在所在任地，他的文学创作是一大勃兴期，他的永州八记详细的记录了永州的优美山水，寄情于此，也为当地景致的开发做下一番好事，可谓德泽当时功在后世。特别是他采取的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凿水井、开荒建设这些兴利除弊的好事，用自己所学，移风易俗，教化生民，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开启了当地的启蒙之举，使百姓受益良多，现在的永州把柳宗元在当地的作为奉为神明，播益远久，后人感其功德。正是实践了自己的大人三观“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其德行文章以及为人处事，也近于圣人之为，后世王阳明与其颇为相像，其格物致知的心学理论与柳宗元的大人三观可以讲殊途同归，可以讲不自觉的也实践了柳氏的人生主张。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的文人而言，这句话看似人畜无害，后世的文人许多也都是这样的实践，但王勃又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这样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又成为后世国人血脉中昂扬的基因成分，柳宗元就是这样的充满亮色的人生状态，他也是这样的主张，更是这样的作为，对于后世的传颂，柳宗元完全是堪当其任的。

所以讲柳宗元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是进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值得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