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永贞革新”动了权力集团的奶酪，以柳宗元的才能和学识，特别是抱负，没准这一革新会促使其成为作成和番事业，而促使帝国成为发展的一个新高度。

可惜事与愿违，或许是生不逢时，也可能是帝国的发展走入了下坡，尽管有天降英才，可是政治和时势不能将他们从时代的万千人员选拔出来并委以重任，即便是抱负再大才能多么出众，可是不给你表演的舞台，也只能像后世的辛弃疾一样，“且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这对于柳宗元这样的英才而言，既然心中有治国平台下的梦想，他日常的作为也是与这些国之大者分不开的，既是性格的使然，当然也是与其平常所思所想分不开，即使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可是进入了他的法眼，亦是产生常人所领悟不到的深刻见解。

像他看到杨潜的事情，就让他生发出不同寻常的见识来。

杨潜其人，不过是一名建筑工匠，也是仁农工商中地位靠后的社会阶层，更是社会不入流的人员，想到竟然有大文豪为其专门立传，也是从此让一名普通的工匠扬名立万永垂青史，这段缘分着实非比寻常。

是故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

能让一个不入流行当的普通工匠在历史上留名，肯定是因其人有非常之才能。

且从容道来。

看到杨潜其人其事，是柳宗元在其友人裴封叔家里见到的。

其时杨潜因为要借住于裴氏家中，且其要求也很奇怪，他要求不高，简陋的房间足可居住即可，但不给房钱，而请求主人以其工役代偿，柳宗元为其心甚异之。而从此自述中关于其善于建造房屋而且头头是道，却见其不能为自己的一张床修理一个短小的床腿，心中颇有疑惑，以为其夸夸其谈自我矜夸。

“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这个旁观者的心态，或许杨潜是无人知晓的，但这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旁人的眼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无真才实学。

而杨潜这样的奇人异士，敢说是因为人家能做。

从后来杨潜为他人建造房屋的表现来看，使得本来冷眼旁观的柳宗元另眼相看了。

你看那一大群人，在杨潜的指使下，哪里该用斧头，哪里可用绳墨，何人该做什么活计，指派得一清二楚，一个复杂的房屋在杨潜的精心设计下，无中生有，刻画得明明白白，众人只要按照他的精细安排操作即可，能用的人和不能用人都被其合理合情地安排所折服。

柳宗元此时的心态由怀疑而化为佩服了。

但柳宗元就是柳宗元，他可不是只停留于佩服上面。

如果仅因佩服于杨潜的设计和调度之功，那也不过让杨潜的才能的启发停留于工匠精神上而已。

所以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触类旁通之处。

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因为有人有心思考，简单的事情悟出了深刻的道理。

所以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理是相通的。

儒家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引申逻辑是完全成立的。

不能说一件小事其中没有什么大道理。

柳宗元便从杨潜的修建房屋的事情中看出了杨潜的指挥若定筹划精细，进而想到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用以治国理政上。

工匠分工不同，各自从事各自的活计，看似忙而不乱，全在于后面指挥之人如何安排，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量才使用。每个人都是工程的具体实施之人，功用各有不同，但经过一番整合，把一个复杂的工程从筹划变为具体的实物。真正的足堪大任者，就像杨潜一样，并不会在枝节细末的事情打转转，因为他是筹划大事的人。

那么从治国理政来说，国家分成各个层级，每个层级的人员在各自的层级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些作用因为合理安排运转有序有条不紊，在国家机器上看似作用不起眼，但合成到一块不可或缺，成为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组成部分。而那些眼光低浅的人物却只能满足于每日的缮写和抄画等具体的事情，并为此而洋洋自得，真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足令天下英才耻笑。

你看这两者道理可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这样的有序运行，还得取决于指挥之人能够有独到的眼光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试想，如果听任主人的驱使，明明不合理，却看到了而不坚持，听任主人的安排而操作下去，到了问题出现不可收拾的时候，摊摊手耸耸肩吐吐舌把责任一推了事，那可不是我的事，是主人你自作主张嘛，这时候，主人欲哭无泪，心中想要指责工匠的奸猾也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真正的工匠不会有这样的行为，能有非常之为才会有坚定的主张，而不会给主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才是真正的工匠。

治国理政的道理也是如此。

所以，一件小事小人物的作为，给胸怀天下的大文学家政治家的柳宗元带来了内心的触动。

这样在永贞革新中意欲有所作为来“致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想法中的柳宗元来说，是因为心中有想法，才会从此中会意，并希望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不枉能够为君王辅佐建功立业的初心。

    所以说有时候“小事道理不小”，重要的可曾有心，有心人是生活中处处皆有道理，看你如何领悟。

    上述内容，见柳宗元著《梓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