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方：辽代沈州建置考

朱子方先生为著名辽金史专家

辽代石经幢，俗称“大十面”，陈列在沈阳故宫大政殿东侧。辽代石经幢幢身八面刻唐代高僧不空翻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此幢原立于故宫文德坊外东侧，后移至故宫内收藏

沈阳古称沈州。沈州建于何时，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排比资料，略作探考。

一、沈州建置诸说

关于沈州建置的时代，说法较多：或谓唐代已置；或谓渤海于挹娄故地置定理府，统定、潘二州，辽徙潘州于今沈阳之地，潘、沈(渖)二字，因字形相近致误；或谓沈州系渤海所置；或谓初置于辽太祖时，神册六年已见沈州一名。《奉天通志》断言“今沈阳绝非挹娄故地，沈州亦绝非渤海所置”。综合诸说，可以归纳为三类：即唐代说，渤海说，辽代说。

1．唐代说。持此说的人，主要根据有二，一是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二是保存在今沈阳故宫院内的“大十面”(“大十面”，即石经幢，原放于沈阳故宫前东华门南侧，1952年移于沈阳故宫院内。)。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说：

“沈州，在有唐时，尝为高丽侵据，至高宗，命李（责力）东征，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领辽东。其后，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实今之沈州也。”

又，韩颖《沈州记》云：“新城，即沈州也。”

《满洲历史地理》的著者松井等根据这段话认定《沈州记》的作者韩颖就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任知司天台事的韩颖，因此，他说：“《沈州记》之新城沈州，即今奉天也。”(《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390页。)同时，他还征引了内藤虎次郎编《满洲写真帖》第六十六图《石经幢之解说》以为佐证。《解说》记“盛京东华门外之八面石幢，俗称十面石，上刻尊胜陀罗尼，其座雕人物像，其模糊文字中尚可认出唐开元三年及沈州等字，盖为渤海初期所建”云云。松井据此断定：“唐代沈州，为今之奉天，愈益确实。”

其实，这两条根据都不能成立。

第一，著《沈州记》的韩颖“或与唐韩颖同名，非一人”。(《奉天通志·沿革》卷四第23页。)《奉天通志》编者在《按语》中已提出这种看法。唐肃宗时的韩颖，是一位历算家，曾任太子宫门郎，知司天台事，他曾“损益旧术”，改革历法，“更名《至德历》。”(韩颖事迹见《全唐文》。)故《旧唐书·历志》说：“肃宗时，韩颖造《至德历》。”(《旧唐书·历志》一。)这个人不大可能撰《沈州记》这类地理著作。撰《沈州记》的韩颖，时代应较晚，可能为辽末金初人。

第二，新城非沈州，韩颖之说，未可尽信。按新城本对辽东郡故城而言，辽东郡故城，高丽时称辽东城，亦简称辽城，唐灭高丽后，于此建辽城州，其地即汉代的襄平城，现在的辽阳市老城(《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说明书第二编第36页，辽东城条。)。安东都护府，初治平壤城；上元三年(即仪凤元年，676年)，移治于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677年)又移治于新城(关于安东都护府逐次移治，新、旧《唐书·地理志》都有记载。)。王寂所谓“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当即由此而来。新城为高丽所置，是高丽西境的重镇。《旧唐书·高丽传》载：“(乾封元年，666年)十一月，命司空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裨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二年二月，度辽至新城，谓诸将曰：‘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引兵于新城据山筑栅，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数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然新城位于何处，自来说法不一。《辽史·地理志》云：“辽州，始平军……唐太宗亲征高丽，李世（责力）拔辽城；高宗诏程振、苏定方讨高丽，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按李（责力）所攻下者为辽东城，灭高丽后改为辽城州，即今辽阳市老城，前面已经谈到，而辽代的辽州，在今新民县辽滨塔，并非一地，新城亦不在此。《辽志》所云，本来错误，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却沿袭其误，谓此辽州，即唐克高丽辽东城之辽州，亦谓之新城，于是又有辽东新城之说(《东北通史》第24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翻印50年代版，后同。)。松井等根据王寂之意，认为唐军略取辽东各地之后，改辽东城为辽州，改盖牟城为盖州，同样也改新城为沈州。因此，定高丽新城于奉天(沈阳)附近，定辽东新城于辽滨塔，定辽州为辽东城(《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90页及所附《隋及唐初满洲图》。)。金毓黻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经过考证，他说：“据王寂所说，似辽东有新故二城，于是近人乃谓辽东新城在今之辽滨塔，与高丽新城有别，然证以上文所引新旧两(唐)书及(唐)会要，则知都护府知置于高丽新城，不惟辽东新城之说难信，则王寂谓沈州(今沈阳)为新城，亦说之未审也。”(《东北通史》第243页。)如果说新城即沈州，则“失于偏西”(《东北通史》第225页。)。金先生认为今抚顺老城北山的古城址为高丽所筑的新城，1934年曾亲履其地进行“踏勘”之后说，“城形一如营城子，所谓依山为城不可猝拔者也”，“当为新城无疑”。金先生所说的抚顺北山古城址，即今抚顺老城北高尔山山城。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到该山城进行考察，发现其城西南临城有依山修筑的城墙，较山城稍低，与当年李筑栅且攻且守的情况相符(《辽宁史迹资料》第61页。)。因此，抚顺老城之北高尔山山城为高丽所筑的新城遗址已为考古历史学界所公认。

第三，石经幢(大十面)上并无“开元三年”字样，内藤虎次郎之说纯系误解。内藤把沈阳石经幢定为唐代遗物之后，1934年，园田一龟曾著《奉天宫殿前面经幢年代考》一文(载《满洲金石志稿》。)，已“用唐在辽东势力的消长和经幢的发生年代，批驳了内藤氏的唐建沈州说和沈阳石经幢建于唐开元三年的可能性”。(王明琦：《沈阳石经幢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1981年，王明琦又发表了《沈阳石经幢考》一文，用《金石萃编》收录辽代三座石经幢的幢记，进一步指出了内藤氏的错误。沈阳石经幢铭文中根本没有“开元三年”字样，而是内藤氏对“唐开元三朝灌顶国师”的误识。石经幢上的“唐开元三朝”等字“是刻陀罗尼经咒所采用译本的译者不空的赐号”，而不是标记石经幢的年代。作者经过对比研究和论证，确定“沈阳石经幢的相对年代应在辽末天祚时期”，而非唐代雕造，从而否定了唐建沈州的论据，当然唐建沈州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2．渤海说。这种说法，首先见于《辽史·地理志》二：“沈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其次为《元一统志》：

“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领定理、平邱、岩城、慕美、安夷、沈水、安定、保山、能利九县，并废。”又云：“此为沈州地。后罹契丹兵火，其定州与县并废。即沈州为兴辽军，又更昭德。”其后，《元史·地理志》、《盛京通志》等，皆从此说。

按《元一统志》已佚，清道光殿版《辽史》卷三十八《考证》引用了前一段话，后一段则根据《满洲源流考》卷十一转引。《奉天通志》于引用上两段文字之后，加了一段按语，主要说“据贾耽所记，今沈阳之地，未尝入渤海，而辽太祖神册六年已见沈州之名；或谓唐末入渤海而辽取之，然今沈阳实非挹娄故地，则渤海之潘州决不在是明矣”。“总之，沈州非置于渤海可断言也”。(《奉天通志·沿革》卷四。)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上引记载，渤海是曾建有沈州的。理由是：第一，定理府所领九县之中有沈水县，这个沈水县金毓黻先生定为沈州的倚郭县(《渤海国志长编》下册第305页，《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版。)，州、县同治一地，其旁当有沈水流经，故以水得名。第二，渤海之潘州，即沈州，潘、沈(渖)二字，形近致误。这个刊误，来源于《新唐书·渤海传》，是由“渖”误“潘”，而不是由“潘”误“渖”，即不是辽代迁徙时将潘州误为沈州的。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渤海的沈州在挹娄故地，不在今沈阳，与辽初所建的沈州，固风马牛不相及。挹娄，金先生考定即《新唐书·渤海传》之虞娄，他说：“定理府之所在，即渤海国东北虞娄之地也，《新唐书》谓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初亦通于中国，渤海盛时，皆役属之。后稍侵并其地，设府以治，故于拂涅故地设东平府，越喜故地设怀远、安远二府，铁利故地设铁利府，虞娄故地设定理、安边二府，此其本末之序，极为明了，虞娄与挹娄音近，故误书作挹娄，实与肃慎故地有别。”又说，“定理府应在龙泉府之东，黑水部之东南，近人以乌苏里江下游之地当之，差为得之。”(《渤海国志长编》第304页。)《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和田清《东亚史研究》，以定州及定理县与定理府同治，在今前苏联滨海边区的苏昌(《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说明书第二编“定理府”条。)，其地距辽置沈州不啻千里，自不能混为一谈；而《辽史》、《元一统志》等书的错误就在于“合二而一”，故令人莫所适从。

二、辽代初年建置沈州

沈州建置诸说的第三种为辽代说，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但建于辽代何时，根据何在，尚值得研究。

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其前集卷十六《北蕃地理》是关于契丹地理的专著，其中说：“沈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军，契丹旧地也，东至大辽水，水东即女真界；西南至东京一百三十里，北至双州八十里。”

这段记载是宋人根据传闻或使臣报告记录的，有的地方不够正确，如“东至大辽水”显然错误；但西南至东京，北至双州都是对的。东京即今辽阳市，双州遗址在今沈阳市北石佛寺(《辽双州遗址遗物考》，1983年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论文。)，方位、里至，基本正确。至于说沈州为“德光所建”，显然也与《辽史·太祖纪》神册六年已有沈州之名相矛盾。关于沈州的建置时间，是太祖时期还是太宗时期，具体地说，是神册六年还是天显三年，待以下再讨论。在这里，准备先研究一下“契丹旧地”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自唐天复元年(901年)为迭剌部夷离堇，负责“专征讨”，至天显元年(926年)卒于扶余，用兵20余年，“并吞诸蕃三十有六”(《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进出燕、云无数次，但独没有进军辽东的记录。契丹人是怎样进入辽东的，至今仍然是人们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认为“沈州，契丹旧地也”值得重视，原因就在于此。

根据唐人贾耽《入四夷道里记》(一名《皇华四达记》)，今沈阳市不在渤海国领土之内。《道里记》说：“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  流东北三十里至泊  口，得渤海之境”(《新唐书·地理志》。)泊  口，今丹东市九连城东蒲石河口，自此往西北，经宽甸、清原、开原一线，为渤海国的西南边疆，以北属渤海，以南则为大唐的直辖领土。今沈阳市远在渤海疆域之外，明确有据。沈阳及其以南的辽东半岛即为大唐直辖领土，契丹人何时进入?如何进入?简单地说，似是乘虚而入，兵未血刃，和平占领，而占领的时间可能在阿保机即帝位之前，故史书没有记录。

下面根据史实略做分析。

1．安东都护府逐次内撤，辽东空虚。唐灭高丽以后，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辽东。《旧唐书·地理志》说：“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司空李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但仅一年以后，薛仁贵调去征吐蕃，辽东高丽余众就不断发生叛乱。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至辽东郡故城，再迁至新城。为安抚高丽余众，唐王朝以原高丽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孰料高藏至辽东后，“谋叛”，“潜靺鞨通”，乃复“召还”。于是鸭绿江左岸“高丽旧地”，(《资治通鉴·唐纪》卷十八。)皆“没于新罗”。其后又移安东都护府于平州，由平州而辽西郡故城，以平卢节度兼领安东都护，不久平卢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将统领奚、契丹、渤海、黑水靺鞨及辽东的大权集中于平卢节度。安史之乱后，营州放弃，安东都护府亦废，平卢节度迁至青州，改称平卢淄青节度使兼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参看《东北通史》卷四《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及东北诸蕃》两章。)以维持对辽东的统治。当时陆路经营州至辽东的交通梗阻，只有由登州渡海至辽东。866年(唐咸通七年)，唐幽州节度派张建章到渤海国答聘，先从幽州(今北京市)陆行到登州(今山东蓬莱)，再从登州“方舟而东”，经过鸭绿江朝贡道到达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东京城)(王承礼：《渤海简史》第2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足以为证。由于藩镇割据及东北之藩篱尽撤，这就给契丹以坐大之机。金毓黻先生说：“是时辽东南部之地，殆同瓯脱，唐人有之而不能守之；渤海欲略取之而不敢；新罗虽统一朝鲜半岛，略平壤之地而有之，亦不敢远越鸭绿江而西，以重结怨于唐。”惟契丹叛服不常，乘唐末朝中多故，“遂略取辽东南部，以为进逼渤海之计”。“然则契丹取辽东南部，由于唐人之放弃，而非取自渤海”。由此可知，契丹之据有辽东，是乘虚而入，以和平方式逐渐占领，兵未血刃，故史书没有用兵于辽东的记录。《北蕃地理》称沈州为“契丹旧地”，《辽史·太祖纪》也称之为“内地”，二者涵义一致，足证契丹占领辽东已经很久，否则不能有这种称呼。因此，推测其占领时间可能在阿保机即帝位之前，也许会更早一些。

2．阿保机经营辽东与沈州的历史记载。《辽史》关于辽东的记载，首先见于阿保机即帝位的第二年(908年)。这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三个月后，即次年正月，又“幸辽东”。这是阿保机经营建设辽东的开始。辽在辽东筑长城，史书记载仅此一见。但这是国防建设，旨在保卫辽东，当然具有重要意义。阿保机筑长城的目的，无疑是在防御渤海和新罗。由海口取名镇东，亦可以想见一斑。契丹与渤海为“世仇”(《辽史·太祖纪》天赞四年。)，其防御渤海的意图和作用更大一些。高丽王建武时，为惧唐朝讨伐其国，曾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旧唐书·高丽传》。)。辽因其旧址，加以维修，反其方向而用之，也极有可能。至于镇东海口的位置，曾有两说，一说在金、复二县，一说在鸭绿江口，皆系推测之辞，没有确切证据，姑两存其说，以待考古的新发现。

自这次“幸辽东”之后，阿保机又两次来到辽东。一次在他做皇帝的第九年，即改元神册的前一年(915年)冬十月，“钩鱼于鸭绿江”。同时，“新罗遣使贡方物”，高丽也“遣使进宝剑”(此高丽当为王氏高丽，惟王建即位于戊寅年(918年)六月，此时尚未正式建国号)说明他不仅是来钩鱼，而更重要的政治目的是联新罗、高丽，以制渤海。再一次来辽东，在神册三年(918年)，《辽史》记载说：“冬十二月庚子朔，幸辽阳故城。”“四年(919年)春正月丙申，射虎东山。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夏五月庚辰，至自东平郡。”阿保机在辽阳一住竟半年，才返回上京。这在他的戎马生涯中，确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通过半年的实际考察，阿保机对辽东地位的重要，无疑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所以，如果说他这次来，是为经营建设辽东而来，当不为过。以后在辽东建置沈州、辽州等州县，进而把辽东郡故城建成为上京以外的第二个京城，也可以说是此行奠定了基础的。

要经营开发辽东，建设新的城镇，首先需要有生产建设经验的人。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癸卯，下古口北。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这个“内地”就包括辽东地区。所以，十二月己卯，又明确“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辽史·地理志》记载，沈州统县二：“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两相对照，当然是一回事。它明白无误地说明，沈州的居民就是神册六年由檀、顺、蓟等州俘徙而来的。这是沈州第一次见于《辽史》，也是神册六年建置沈州的明确记录。其时，距辽灭渤海尚有五年，当然与渤海的沈州毫无关系。

经阿保机手亲自建置的州城，还有一个辽州。辽州统辽滨、安定二县和一个祺州。《辽史·地理志》云：祺州，“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于倚郭庆云县则云：“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在天赞年间，阿保机多次进攻幽蓟，俘掠人民。《太祖纪》天赞三年五月记载：“是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地理志》以为辽州“本拂涅国地”，是“辽城”、“新城”，则是错误的。辽州遗址与今是相一致的。但新民县辽滨塔、祺州遗址在今康平县小塔子(过去以为祺州遗址在康平县齐家屯，经近年调查确定在小塔子，见金殿士《辽代祺州访察记》，《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冯永谦《辽代祺州探考记》，《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3期。)，都位于辽河西岸。而祺州的辽河对岸就是渤海国的领土，《太祖纪》于“徙蓟州民实辽州地”之下，还有“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一句，祺州正是刺史州，说明所杀的刺史是祺州刺史，所掠的人民也是祺州人民。因祺州隶属于辽州，故史书以辽州记录。

3．《辽史·地理志》沈州的谬误及纠正。阿保机灭渤海，以渤海故地建东丹国，立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及阿保机死，其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当了契丹国第二代皇帝。他为防止耶律倍利用渤海遗民夺取帝位，乘其在上京临潢府的机会，采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除渤海西京鸭绿府所统属者外，其他四京所属诸州县一并南徙，徙置之地大都在今辽宁省境内辽河以东地区。徙置之后，多数与辽东原有州县合并，有的仍用旧名，有的则易以新称。《辽史·地理志》叙述京、府、州、县的历史沿革多有错误，而东京道错误尤为严重，主要原因就在于渤海的州、府、县徙置于辽东各地之后，没有把辽东原有州县的建置沿革和南徙的渤海州县的建置沿革分别叙述清楚，对于渤海县的南徙经过也多只字未提，而只是糊里糊涂地将两种材料拼凑在一起，把辽东固有州县也说成是“渤海故地”等等。这样，当然令人莫解，无所适从。

下面以沈州为例，对《辽史·地理志》的错误，略做分析。

“沈州，昭德军，中，节度”，这说的是辽置沈州的州军名称及其州别、等级。其下“本挹娄国故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说的则是渤海所置的沈州，对其南徙，只字未提。再下“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初隶永兴宫……”说的又是辽置沈州。这样，将相距千里的两个毫无瓜葛的沈州，硬拉在一起，拼为一个，仿佛辽代的沈州，本来就建在“挹娄国故地”，现在的沈阳就是挹娄国地方，这样，当然大谬特谬。这种谬误一直沿续到后代，如《金史·地理志》说：“沈州，昭德军，刺史，中。本辽定理府地。”其实，辽朝的定理府，与沈州昭德军并不在一起。《金志》于挹娄县下注云：“辽旧兴州兴中军(《辽史》作中兴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本挹娄故地。”按金的挹娄县在今沈阳北懿路村，为辽徙置渤海国定理府的地方，而《金志》仍曰“本挹娄故地”，显然是沿袭了《辽志》的错误。又如《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本挹娄故地。渤海大氏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此为沈州地”。也把沈阳视为挹娄故地，当然也是沿袭《辽志》的讹误。直到今天，我们仍被这种讹误所迷惑而争论不休。

其次，乐郊、灵源二县，本为阿保机创置，但前面既说“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这两个县仿佛是在渤海沈州所属“故县九”的基础上改建的，地址也在“挹娄国地”，当然错误。

再次，关于岩州，说“本渤海白岩城”也是错误的。第一，渤海领土没有到达白岩城；第二，白岩城是高丽的一座名城，唐太宗征高丽，白岩城请降，“得城中男女万余口”，乃以白岩城为岩州(《资治通鉴·唐纪》卷十四，贞观十九年六月。)。这段历史不应不提。《北蕃地理》云：“岩州本高丽所据之地。唐太宗伐辽，师次白岩城下，因之建为岩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岩，《北蕃地理》作（上品下山），今改作岩，以求划一。)这段记载是正确的。

关于白岩县，原称“渤海置”。《渤海国志长编》谓：“此盖”〔渤海〕卢州白岩县民移置于此也”。说亦有理。然白岩县为岩州的倚郭县，径称为“渤海置”，亦殊不妥。

根据以上分析，改正《辽史·地理志·沈州》全文如下：

沈州，昭德军，中，节度。神册六年，太祖以檀、顺、蓟等州俘民置州。及平渤海，太宗并大氏沈州于此，其故县九，皆废。置军曰兴辽，后更名。初隶永兴宫，后属敦睦宫，兵事隶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二：

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

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

岩州，白岩军，下，刺史。本高丽白岩城。唐太宗拔辽东，师次白岩城下，降之，建为岩州。太祖因之，置兵屯守。太宗拔属沈州。初隶长宁宫，后属敦睦宫。统县一：白岩县。徙渤海卢州白岩县民于此，置。

总之，沈州建于辽代，神册六年已有沈州。其建于唐代、渤海等说，均不足信。

三、辽建沈州的位置及命名由来

辽太祖神册六年建置沈州。沈州的位置就在今沈阳市，地下出土文物已经多次证明，如小西边门出土开泰四年(1015年)李进石棺，上刻“沈州李进”；白塔地宫出土的石函上也有“沈州”字样。而且自从辽朝在此建沈州以后，历经金、元、明、清四代都相沿以此地建为州级或州级以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史实信而有证，然阿保机何以要在此建沈州，其优越条件如何，这需要从地理方面加以考察。

1．沈州地处辽河平原的中部，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不仅适宜于畜牧业，而且也有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沈州地处交通要道，是东北通往中原的咽喉，往南经辽东半岛，越渤海，至山东半岛，可以转往中原，唐代与渤海的交往，这是著名的交通路线之一；往西则经榆关(今山海关)而去燕、蓟，更为以阿保机为首的契丹人所熟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沈州的地位日趋重要。

3．沈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聚居的据点和建置城镇的所在，考古发现已经准确地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远在7000多年以前，“新乐人”就居住、活动、生息繁衍在这里。新乐遗址的上层发现有青铜器，并有鼎、鬲三足陶器同出，说明“这一文化的后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它的年代上限可至殷周，下限可至春秋、燕秦之前”(《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战国到汉代，这里不但有汉族和东夷族系的人居住，而且已建立了城镇。今沈阳市区内发现的遗址和墓葬，即是实物见证。引人注目的是铁西区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此类墓葬，铁西区发现三个地点，14座墓葬；在沈河区的南塔也发现一个地点(《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沈阳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资料》，《考古》1964年第1期。)。据近年研究，辽西地区夏家上层文化分布地域，系曲刃青铜短剑的中心分布区和起源地。这一文化的主人可能就是历史上的“东胡族”。这个民族可能是曲刃铜剑的创造者和主要使用者。至于族属，沈阳及辽东地区所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是当地东夷族系的文化遗存”( 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下)》，《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在沈阳故宫十王亭院内发现的居住遗址，文化层叠压关系明显，“最下层为战国，其上为秦汉，再上分别属辽、金、元、明时期，它清楚地表明沈阳旧城区各代建置的序列(冯永谦：《汉候城、高显考辨》，亦见本书第227页。)”，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其中，“还发现断面为凸字形、高两米多的夯土层，很像土城墙”。(于崇元：《候城在沈阳，沈水是浑河》。)在出土遗物中有很多战国时期的绳纹大板瓦和汉代的“千秋万岁”瓦当。此外，在热闹路、大东区新光机械厂曾发现战国墓葬，在南湖、塔湾、大南边门、小南边门、钟厂、滨河街道办事处、沈阳市第八中学、沈阳市第十七中学等地也发现过大量的汉墓(刘伟：《沈阳地区考古发现纪略》，《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亦见本书第221页。)。因而有人主张，汉代的候城县治就在沈阳旧城是很有说服力的。

辽代的沈州就是在丰富的历史遗迹上建立的。阿保机所以选择此地建州，主要是从自然形势，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决定的。

至于沈州命名的由来，当是由沈水而得名。沈水就是今浑河。《大元一统志》云：“浑河，在沈阳路，原源出废贵德州(今抚顺老城)东北瑚呼玛山，西南经沈州南一十五里，辽阳西四十里会太子河，合辽水南注于海。旧称沈水。水势湍激，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金毓黻辑本，卷二，沈阳路山川。《辽海丛书》本。)。”

所谓“旧称沈水”，当指元以前的辽、金时代。因为沈州在沈水之阳，故元代将沈州改为沈阳路。沈阳之名，遂沿续至今，沈州之由沈水(浑河)得名，是毫无疑问的。

沈阳路城隍庙碑

    元朝统一后，于公元1266年（元至元三年）重建沈州城，并于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年擢升为“沈阳路”。这是“沈阳”第一次以地名出现在沈阳的历史上。从现存史料看，记载“沈阳”一名最早的文献是《元史•成宗本纪》。而证之于实物，到目前为止，只有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的公元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甬“城隍庙碑”详细地记录了1352年时重修沈阳城隍庙的缘起、时间、地点及其功德职事等。——初国卿《名城印象——沈阳建筑图史序：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