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早期“‘奉钧旨传书’两体文

‘勘合’信牌银样”考

这是在新疆巴音郭楞库尔勒蒙古山古战场荒草丛中，发现的第二块元代符牌。它的性质是“信牌”，即“为朝廷上下级之间传递书信、命令的信使佩戴的，以供‘站赤（驿站）’检查核验提供食宿、交通工具的符牌。”也即是后来通用的统一颁行的“虎头乘驿圆牌”的前身。（见图1、2、）

该“信牌”，银质，通高100毫米，云头高22毫米、宽60毫米，圆牌径78毫米，厚2.5毫米，总重180克。该牌纹饰简单，只在面背云头边栏内，阳镌一枝长有六曼对称花枝的曼草纹。牌面边栏内竖行阳镌两行端正楷书五个汉字，“奉，钧旨传书”；一行两个八思巴蒙文，汉译文为“勘合”（见图3、邵华伟先生手写对照译文）。牌背边栏内竖行阳镌五行十八个八思巴蒙文，汉译文为“仰仗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圣旨，若不遵从者治罪”（裴元博参照已故蒙文专家照那斯图先生所译甘肃省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银字铁质圆牌译文译）。义执言

“奉，钧旨传书”的意思是：“奉上司的紧急命令传递书信”。

“勘合”的意思是：“验对信使所持凭信：信牌和递送的军机文书。古时机要文书用纸，上编字号并盖印信，分为两半，当事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作为凭证。此种文书用纸亦称为“勘合”。是一种和信牌同时必备的特制信物。”

这面两体文面“奉，钧旨传书”“勘合”背八思巴文圣旨信牌铸行时间上限，应在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年）三月。因为那年二月，新制蒙古字（八思巴文）才颁行天下。元世祖颁行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据《元典章》卷29《礼部•改换海青牌面》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颁发了新铸的八思巴蒙古字牌符，以代替原来的海东青牌符。八思巴字牌符上铸有“虎头”图案，写有小蒙古圆字（八思巴文）。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开始逐步取消海东青牌符。虽说此后有时仍有为某种紧急情况的需要，短时间将某条驿路封闭（相当于戒严），须有海东青牌符才能通过的情况偶而发生，如：至元十六年“临洮、巩昌、通安十驿，非有海青符，不听乘传”，但海青驿路特殊使命的消亡，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历史的必然。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史籍上再未出现过有关海东青牌符的记载。

此符牌体制严格遵守诏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规定，其铸制时间在至元六年铸制应最应合理。牌文也证明此牌是汉地“站赤”所使用的“信牌（乘驿牌）”。退一万步讲，其铸行时间亦不应晚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当年九月元世祖圣旨说：据七月间枢密院奏“圆牌子上头写着蒙古字有，做官底牌子上也写着蒙古字呵，怎生”，中书省议覆“牌子每根底都收拾了呵，写了蒙古字”，旨准。圆牌即差使乘驿圆牌，至元七年罢废海青牌后，即已另行打造蒙古字圆牌，“做官底牌子”即官员佩带的长牌金银牌。此诏旨准将牌子“都收拾了”是一项重大的举措。这不仅使十年前即已颁行的蒙古字得以推行，也为牌子制度的整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此勘合银圆形信牌的发现，证明了元代乘驿牌种类繁多的现实，并不像某些专家认为的那样，只有虎头面背圣旨金银字一种；在元早期，银、铜材质，面八思巴文、汉文或其它文字并存的圆牌才是乘驿牌的主流。到元代中晚期才统一为虎头金银字圆牌一种。由于元代牌符回收销毁制度严格而彻底，凡是使用过的牌符留存于世的极其罕见。倒是存于符牌局的样牌现遗散于世到还能见到若干。这大概和元顺帝撤离大都途中符牌局藏珍逐渐散失有关。相信这枚“两体文奉钧旨传书勘合圆形银信牌”，即是符牌局散失的至元六年（1269年）铸制的样牌之一。至于它如何流失到新疆库尔勒，笔者妄猜应和“虎符形五体文天字拾一号夜巡银样牌”命运一样，是蒙军将士得到后，当作传家宝护身符一代代往下传，当传到库尔勒大战牺牲的这位时，就淹没于荒草之中了。

此“两体文奉钧旨传书勘合圆形银信牌”，为研究元代的乘驿制度、符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为弥补《元史》不足，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材料，加之其铸制年代在元朝建立之前，又是极其罕见的样牌，其价值不言而喻。

                        泉痴山人2017.9.5日于京东沉疴康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