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器工艺

    中国古代金器工艺的产生发展，是与人们对黄金的物理特性用途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的。人们依据黄金耀眼的太阳般的光泽，从土中第一个发现了它。并通过水淘采挖得到了砂状金砂，麩状金麩，块状金块。从而诞生了淘金、采金工艺。当人们用重物锤击金砂金麩时，发现击打可使散状的黄金黏成一体成为新的几何形状。而锤击金块可使其变为薄片、圆条。从而诞生了最早的金器工艺—锤鍱工艺，俗称打金工艺。

    一、中国古代金器工艺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金器工艺萌生于史前时代晚期。早在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約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人就已經瞭解和掌握了黃金的屬性和特徵，並開始利用黃金為當時的社會活動服務。迄今已知中國最早的打金工艺黃金製品，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古蜀國遺址出土的金權杖、金面具、金魚飾與甘肅玉門火燒溝夏墓出土的鑄造較相糙的金耳環。經碳14測定，四川廣漢三星堆古蜀國遺址地質年代約在4680年；火燒溝夏墓地質年代約在4000-4500年左右，均屬夏代中早期。根據利用晚於發現的一般規律，可以認定中國古代黃金發現利用，可以上溯到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證實了黃帝時代已有原始金器的傳說。  

金器工艺在其后经历了近5000年的发展，既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又兼容并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原始金器工艺应是独立成长的，有着鲜明的土著性和本土性。如从原始社会到殷商时期，均以金叶片和金丝为原料，经切割、平钑、锤打、盘丝、焊接等工艺成型。到了西周，出现了范铸、錾刻的金器制作。以掐丝、焊珠、镶嵌为基本技术的金细工大约出现于战国晚期，成熟于东汉。

中国古代金器工艺具有地域性特点，大体可分为：北方草原地区金器。早期北方草原金银器主要是金片金丝工艺制品。大致在近西北、华北一带，有金片蚀、耳饰、鼻引、笄、臂钏等，都是随身佩带的装饰品，它们的基本上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骑马民族的风格，与中亚、西亚地区的金银器很类似。当然，其中也不乏具有秦汉写实风格的作品，如卧羊金带扣、金虎豕咬斗纹牌饰等。

中原金器。夏商代金器采用金片工艺制造，即将天然金块锤打成薄片，再经剪切成一定的形状用于包贴在铜、木、漆等器物的整体或局部，以改变其质色，并增添其庄重性、严肃性、尊贵性或神秘性。此时只能视作其他工艺的辅助性工艺，尚不能视为一种独立的工艺。金块被锤打延展至薄片时被称为金片，如继续加工使其薄如树叶时则称为金叶，薄如蚕翼时被称为金箔，它们均作为其它材质器物的辅助性装饰。

西周黄金工艺吸收青铜工艺经验，开始使用熔铸工艺技术以制作新型的金工制品。西周王畿地区虽尚未见到金器，而在虢、晋等侯国则出土过一些革带上的装饰。他们所用金器品种单一，借用青铜的熔铸技术熔铸金器，尚不属独立性的金工艺。

春秋时期金器的使用范围和品种均有所增加，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与北方匈奴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金器的形制特点和纹饰风格迥然不同。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作出来的金银器极为美观精巧，形制和花纹是在青铜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方匈奴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金银器以内蒙古、新疆陕西等地出土最多，主要发现于东周贵族墓和战国时期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以首饰与马具上的饰件居多，而金银器皿为数不多，但工艺上已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中原金器这时出现了金圆泡、金带钩和金剑柄等器物，但其工艺仍沿袭西周的熔铸法，偶尔也采用了镶嵌工艺，丰富了金工艺的表现手法和感染力。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单独的黄金器物，如曾侯乙墓的金杯和金盖碗，表面黄金工艺的成熟。用黄金制作印玺也流行于战国时期，一直影响了秦汉。此时还流行鎏金、金银错等工艺。

秦汉时期金器的主要品种有货币、印、带钩、碗、盆、兽形饰、车马配件等等。金器工艺在继承战国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此时金器的特点如下：金器制作熔铸工艺已全面成熟，全面走出了青铜工艺的阴影。金器的重量增大、体型增大、金细工的成熟与普及、金花工艺（镀金花纹）的出现和应用、草原风格的影响等，使秦汉金器工艺开创了一个崭新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相互融合，尤其是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南方相对来说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科学文化在继承前代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贡献，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金器工艺并未因战乱而中止，此时的金首饰和金器皿亦不乏其例，多用金丝、金片工艺。此时的金器工艺表现出一定的游牧民族特色。这时期的金银器实物资料虽不很丰富，但从中可以看出此一时段的特点。一是于东汉遗留下来大量黄金，且战乱使人重视现世享受，再加外族影响，使这一时期的金首饰增多。二是金制品出现了渗透佛教印迹的莲花图案。三是人口的迁徙流动造成民族之间及南北文化的交融，使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也颇受影响。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并以饰物为主。同时，从中亚、西亚输入的金银器及装饰物数量颇丰；西方的形制和制作工艺在这一时期的饰物与容器上都有反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又兼汲取了不同民族以及西方国家金银制作工艺的精华，厚积待发，为大唐盛世金银器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时期曾有输自西方的金银器进入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与西方之间有沙漠、戈壁阻挡，交通困难。北方草原便于骑马民族驰骋，从地中海要行走上万里才能到达中国西部，所以西方与中国在金器的交流，是通过欧亚草原骑马民族带入我国的。希腊化中、西亚金器，罗马帝国金器输入我国，已是西汉时期。随后，东罗马、萨珊波斯金器也陆续输入到我国。这批外国金器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对中国金器的发展起到了借鉴与推动作用。

 隋、唐的统一不仅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纷乱的局面，而且使金器南北并立、碰撞的局面有所打破，在善于总结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思路开阔，吸收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最终形成了雍容华贵、富丽多彩的金器的艺术风格。隋代金器的遗物很少，仅发现一些金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银杯、银筷、银勺等。初唐时期金器的制作渐多，朝廷用金已制度化，黄金器皿种类很多，制作华丽。皇室朝廷金器在初唐、盛唐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萨珊波斯、粟特及罗马等金器的影响，重量大，敦厚庄重，雍容富贵。此后，金器工匠们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具有中国传统审美特色的金器，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均具有浓郁的本土特色。

唐代金制品数量庞大，据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金器总数不少于1000件。这说明当时社会对金器的需求量很大。金制品在唐朝最初多为各地方向朝廷纳贡，以后，皇帝又以金制品赏赐王公大臣。唐代中晚期，虽然帝国在逐渐地走向衰亡，但地方对朝廷的进奉之风愈演愈烈。金器行业规模扩大，从业人员倍增，竞争激烈。金器制作工艺技术之高超，花纹之精美，品种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崭新文化，对以后金银器的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金制品无比丰富，即有各种容器，又有各种装饰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纹饰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四种，其中以动物和植物最多。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也可以说，唐代是金器工艺划时代发展的时期，其特点：一是行业规模扩展，从业人员增加；二是技术提高，工艺趋于完善、全面；三是品种丰富，数量众多；四是造型和纹样雍容多变，体现了泱泱大国的神韵风骨，代表了古代金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如果说唐朝的总体气质是追求浪漫，那么宋朝则较为务实。宋代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不少店铺为市场竞争和维护商品的信誉，还把金银店铺和工匠名号以及表明银子成色的印记，都砸印在自己制造的金银器上，有铭款的金银器增多，这是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这时期的金器较少，并且金制品相对来说形体较小。宋代金器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金器独具特色。虽不及前朝的宏放魄力，但其民族风格却让人眼前一亮。与前朝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清秀细腻。还体现出一种既不同于达官的富贵气，也不同于民间质朴气，而刻意追求清雅的气息。这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有关。市民文化在宋朝成为主流文化的一支，形成了新的文化格调与审美情趣。在宋朝市民文化和文人艺术占据主流后，人们自然地放弃太富贵的金，而青睐造价相对低廉、色泽典雅、颇具文化意味的银。宋代金器制品的种类有盏、盘、碗、壶、瓶、盒、镯、耳环等，器物的形制有菊瓣形、莲形、菱花形、葵花形、圆形、八角形等。纹饰则有牡丹、葵花、卷草、吉祥、动物纹、人物、楼台以及各种几何纹等。

在与宋并存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中，辽的金器工艺异常发达。辽契丹人深慕中原汉族文化及其精美的手工艺品，不仅全盘接收了唐代金器工艺，而且通过灭晋战争，把唐代活着的金器工匠全部掳到了契丹宫廷。为此，早期辽代金器与唐金器无任何区别，所谓唐辽金器难以分辨即源于此。澶渊之盟后，辽宋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扼守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居中贸易条件，国内外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都为辽金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比拟的条件。辽中期金制品的数量品种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之最的程度。据2015年底有关专家统计，仅存世辽代金器就有壹万件左右。其品类有权力金器（金印、金符牌、金冠、金权杖）、经济金器（金币、金钱牌、金锭）、宗教金器（金祭器、金法器、金造像、金地宫、金函、金棺、金塔）丧葬金器（金面具、金寿衣、金网络）、生活金器（金饰品、金服饰、金用具、金马具、金工艺品、金装饰物）。其中金马具和金葬具最具民族特色。这一方面与他们善骑爱马有关，另一方面与契丹族有“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手足”的葬俗有关。

辽朝的黄金花丝镶嵌工艺在辽圣宗时期（公元983-1031年）达到了历史的鼎峰。大量黄金花丝镶嵌精品横空出世，辉耀千古。其中尤以辽圣宗之母，统治辽朝四十年，迫使宋签下澶渊之盟，给辽宋两国带来120年和平的，辽承天皇太后萧绰的“黄金花丝镶嵌四风纹全套寿衣”最为辉煌。全套寿衣用黄金10530克黄金和近百枚大小不一的宝石，黄金被拉成或锤揲成几千万根金丝、金片，利用掐、填、堆、垒、织、编、攒、焊八种技法，把它们变成了举世唯一精美绝伦的四凤凰纹黄金寿衣。其中有“七绝”：“金冠的四只金丝堆垒的立体凤凰亘古一绝；金覆面用金丝编织亘古一绝；金手套用花丝镶嵌制作亘古一绝；金捍腰用累丝工艺制作亘古一绝；用累丝工艺完整编织金上衣金裤子亘古一绝；金靴用花丝镶嵌制作亘古一绝。”铸造了中国细金工艺史的七个世界之最。其艺术技术含量之高亦应是亘古一绝。这套被誉为“中华第一国宝” 的辽代黄金花丝镶嵌作品，亦应是中国古代金器工艺的代表之作。

辽代金器工艺，从生活用具、餐饮器具来看，造型、纹样都有意识地贴近中原汉文化，特别是纹样，采用了龙、凤、牡丹、鸳鸯、祥云等吉祥图案。辽代的金品制品有如下特点：一是因民族习惯，马具、酒具、葬具较多；二是接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三是造型、纹样的具体处理比汉族粗放、雄浑。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非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并且管辖的疆域大、时间较长。尽管如此，统治者所属的蒙古族文化在中原未能产生较大影响，在金器工艺上所反映的也是这样。元代金制品的品类有首饰、日用品、梳妆用具、饰件、饮食用具、文房用具等。物品造型也各种花形，还有蝶形、蜻蜓形等。造型普遍比以前复杂，叶形尽量做得曲线起伏，以求形象而立体。纹饰有如意纹、缠枝花果纹、牡丹纹、莲花纹、童子戏莲纹等传统纹样。元代金制品的造型纹饰，讲求变化出新，最突出的是高浮雕，立体感和真实感都是前朝所不能及的。

元代金器工艺的特点：一是元代虽为蒙古族统治，但因对文化发展不够重视，金器工艺依然保留着汉族文化的特点，没有留下多少蒙古文化的印迹。二是南方金器工艺较北方发达一些，造型、纹样因技术的精进和熔铸手段的更多使用，更为形象逼真且精细耐看。三是元代出现了手工艺人朱碧山，这对于金器工艺而言标志着名师名品效应的产生。朱碧山的银槎，不仅代表他个人的造诣与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厌避政治、追求空灵及闲情野趣的文人处世态度。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但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一种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这种趋向，对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明代建立后，全国有30多座规模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为手工业生产中心，广州、扬州、北京是黄金制品的主要产区。明代黄金制品可归纳为首饰和日用器具两类。纹样也多为传统流行纹样。明代金制品的工艺特色为精密、纤巧、喜镂空。代表作品是北京定陵出土、现由定陵博物馆收藏的万历皇帝的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由“前屋”、“后山”、“翅”三部分组成。金冠用518根金花丝编织出均匀、细密的“灯笼空”花，透薄如纱。冠顶盘踞一组立体空心的二龙戏珠装饰，龙身细鳞亦一丝不苟地用花丝掐成，冠的重量只有826克，堪称中国花丝工艺的又一典范之作。

清朝的金器工艺与明朝有共同点，即是视觉繁复，似有西方中世纪巴洛克之作风。清朝金器制品的传世之作很多，最有特色的还属皇家用品。皇家制品的主要来源，一是专为皇家营作的官坊养心殿造办处的金玉作；另一是各地方督抚进贡的制品。皇家用的金器制品有冠饰服饰、生活用品、陈设观赏品、典章印册、祭祀用具、宗教用品等类。宗教物品尤其被重视。清代金器制品的特点：一是喜爱满饰，少留空白。二是多用錾刻工艺，纹饰喜立体、厚重。三是金器工艺与宝石镶嵌结合。四是花丝工艺不再如明朝那样追求玲珑剔透，而是追求工艺的难度与视觉的繁复华丽。五是无论采用何种工艺与装饰形式，其宗旨都是尽显华贵及寓意吉祥，有过于装饰的倾向。

   明清时期金器的制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技艺集前朝之大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娴熟程度。其风格以华丽、浓艳的宫廷气息取代了原来的丰满富丽、清秀典雅特色，尤其是供明清王朝宫廷所用的金器重器，器形和纹样都呈现出雍容华贵的面貌，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更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一致。但明代的金器仍未脱尽宋元时期的古朴风格，而清代金器一反常态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不可及的。
    应该说，明清金器工艺的繁荣，不仅继取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器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中国古代金器制作工艺

    中国古代金器根据其器物类型，在制作上有着不同的工艺流程与方法。一般分作两种：一般的金器工艺和细金工艺，二者有精粗之别，优劣之分。一般金器工艺多运用于器皿的制作，与器物的成型有关。细金工艺则与装饰品的制作以及器物的表面装饰有关，工艺均非常精细，故称为细金工艺。一般金器工艺和细金工艺的萌生与发展并没有先后之别。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产生。而且两种工艺经常组合使用，互助互补共创辉煌。一般的金器工艺和细金工艺制作大体分为四个系列，即：实落工件系列，指金首饰、金器具的制作；花丝工件系列，指用金丝制作花鸟、人物、走兽等工艺品摆件；镶嵌工件系列，指镶嵌宝石珐琅的首饰工艺品器具等；贴金、鎏金、包金、错金、铸金系列，指用以上方法制作饰品、摆件、雕塑、工艺品、建筑等。各系列之间以不同工艺组成工艺流程，常见的工艺有如下种类：

1、锤揲、贴金、包金 这是中国早期金器最常见的工艺。锤揲属于锻造技术，可以冷锻，也可以经过热处理。有时也叫打制，是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自然或冶炼出的金块锭类的材料锤打成各种形状，再进一步加工使用。辽代一种金钱即是用锤锻方法打成钱体然后再根据指令随时雕出钱文与图饰。锤揲亦可以直接成器，也可以锤出花纹。锤揲出的金片、金箔，根据需要裁剪出各种形状，以供不同的使用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贴饰。贴金需要粘接剂，日久或器物母体腐烂后贴金容易脱落。包金无需粘接剂，与扣器相近。用锤揲技术制作器皿或较大凸凹起伏的纹样时，有的需要衬以软硬适度有伸缩性的底衬，如沥青、松香加毛草等以便成型，还有的事先预制出底模。用锤揲法制造的器物要比铸造的耗用材料少，比铸造器物时需要多人合作和分工要简单易行，故在质地较软的金器制作中容易流行。

2、鎏金、鎏银。鎏金在汉代称涂金。鎏金又叫火镀金、烧金或汞镀金。是将纯金和汞约按金一汞七的比例混合成金汞，俗称金泥，涂抹在器物上，然后在火上烘烤，汞遇热蒸发，金留存于器表。鎏金工艺需要汞，汞即水银，是在常温下呈液态的金属。多自丹砂中提炼而得，丹砂只需低温熔烧，便可得水银，方法并不复杂。水银能融化其它金属，当将水银加热至400℃时即能熔解金、银。高超的鎏金技术，令人难以分辨真假，鎏金铜器有时会被误人为是金器。中国目前最早的鎏金器物约出现在春秋时期。战国时期鎏金铜器开始兴盛，秦汉以后成为风尚。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技艺高超的鎏金银器。鎏银出现的不普遍，约始自西汉，在工艺上与铜、银鎏金基本相同。

3、金银错、金银平脱、镶嵌。金银错，是镶嵌工艺的一种形式。把金银片、条、丝镶嵌到其它质料的器物中，然后打磨光滑，达到装饰等作用。中国金银错主要是与铜器结合的工艺技术，也在铁器上出现，其特点是纹样隐避，与母体颜色相异，表面平展光亮。金银错工艺，至少在汉代就有明确的说法。《汉书•食货志》：“错刀以黄金错其文。”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大量陶范，其中有的铸造铜器时，在范上事先预制出将来镶嵌金或银的凸起，截面形状与金、银错的纹槽一致，铜器铸好后，表面就会有相应的凹槽。或者是在器物铸成后，再凿嵌凹槽镶嵌金银。凹槽均呈内宽外窄状，将金或银镶嵌进入后，利用其较软的质地，经过在外面锤打，充满凹槽不至于脱落，然后打磨光滑。

金银平脱是唐代极为流行的工艺，主要出现在铜镜、漆木器上。唐代铜镜中许多在镜背粘贴金银花饰。其做法是先在镜背涂上厚厚的漆，再镶嵌剪成各种纹样的金、银箔片，然后再打磨光滑，有的还进一步在金、银箔片上刻划纹样。金银平脱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金银错，金银平脱都是把金银作为辅助镶嵌材料。而唐代由于金银器工艺的繁荣与发达，金银器常成为镶嵌的母体，而镶嵌的材料多为各种宝石。如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法门寺珍珠宝钿方形金盒都镶嵌着宝石、珍珠等，显得富丽辉煌。

4、掐丝、蕾丝、编织、金银珠。掐丝工艺，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线，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然后掐制成花纹。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银挤压而入，从下面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也丝也可以锤打而成。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墓出土“金缕玉衣”，玉片用金丝编缀。金丝的含金量为96%，属于纯金类，较柔软，一般长4至5厘米。东汉时期，可见到更精细的掐丝工艺。与掐丝工艺类似的还有蕾丝和编织工艺。蕾丝是将金丝制成花纹焊接而成，编织则是用金丝编成图案花纹。

掐丝工艺经常和金银珠工艺同时使用。金珠的制法是把金片剪成线，切成段，加热后熔聚成粒，颗粒较小时，自然浑圆，颗粒较大是有时需要再在两块木板间辗研。还可以将金银丝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而落下圆珠，有时无需吹落，使圆珠凝结在金银丝的一端备用。

掐丝、金银珠工艺经常是用焊接的方法进行器物装饰。其方法是先用白芨类的粘着剂暂时固定位臵，然后撒点焊药，经加热熔化焊药，冷却后达到焊接目的。焊药的主要成分一般与被焊物相同，用硼砂、金粉、银粉按比例混合而成。焊后浑然一体，高超的焊技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用锡、铅和铜为主要成分合成焊药焊接时，日久腐蚀后，焊缝会出现绿锈痕迹。

掐丝与金珠工艺在中国出现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首先是在西北游牧民族地区流行，中原地区在西汉时才有，东汉六朝时兴盛，特别用于首饰和其它饰件上。

     5、铸造。将金熔化为汁液，采用范型（多为精密蜡型）浇铸，与中国青铜器皿制造方法相同，只是原料不同。1990年于河南三门峡市西周时期虢国墓地中一号墓发掘出土的金带饰，应是铸造无疑。春秋时期，铸造的金饰件用于车马器上。战国时期铸造的金银带钩十分流行，车具上的金装饰件更多。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能铸造复杂精细的大型金器皿。湖北省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有一件金盏、一件金杯和两件器盖，反映了铸造金器已经从装饰品扩大到了生活用具中。古代熔炼技法用炭火熔炼，盛金液的器具是用耐火泥制作的坩锅，浇铸金条块是用铁制的油槽，用鼓风增氧助燃。在熔炼过程中，掌握火候全凭艺师们用肉眼观看，凭经验掌握，适时添加硼砂调节熔炼氧化的程度。熔炼必须做到炼匀炼透，要保证黄金材料制成片和拉成细丝后，不得出现砂眼、跷皮、断裂和起泡等缺陷，这种熔炼技艺全靠工匠艺师们代代相传。

     6、錾刻、鈒镂。錾刻也叫镌刻、雕刻等，荀子《劝学篇》中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唐代谈到雕刻时又常用“鈒镂”，如贺知章《答朝士》诗曰：“鈒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錾刻、錾花或鈒镂是金银器主要的制作和装饰技术。錾刻工艺十分复杂，精美绝伦，独特的雕錾工具结合高超的技法才能雕錾出美伦美奂的纹饰。錾刻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是根据需要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称錾刀。总体上有两大类。一类錾头略圆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银片刻裂。另一类錾头锋利似凿子，雕刻较细腻的纹样；在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部分为挤压出来，另一种线条被剔除。錾刻技术可产生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陷和凸起，呈浮雕状。

    艺师们一般是用左手四个指头捏錾子（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右手握小锤，左右手巧妙配合，同时要求錾子、锤子在力度、速度和角度诸方面都必须配合得恰到好处。左手操作錾子的指法颇为讲究：摆、悬、捻、推、挖、披、戗、铺等多种技法综合运用。右手操作小锤则讲究：敲、点、打、斩等，并讲究节奏均匀，轻重有序等等。錾出的纹饰有“清花”、“阳花”、“沙地”、“阴花”以及“平面花”和“半立体花”等各种类型。一个青年艺徒至少从师学艺五年以上，还必须放弃一切杂念，做到“精、气、神”三位一体，全神贯注，才能全面掌握雕、錾技艺。錾刻工艺，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在金器有了锤揲技术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少量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和铸造的器物纹样部分，多采用此法。镂本来也是錾刻，但有时将材料凿空剔掉，故称为镂空技术。     

    7、铆接、切削等工艺。铆接时将接件和主体间凿出小孔，用穿钉钉牢，是器把、提梁常用的手法。唐代的蛤形银盒两扇连接处，都用了铆钉固定。一些盘、碗、盒等器皿底部留有同心圆加工痕迹，证明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机械车床。机械车床切削加工痕迹纹路较深，不光滑，与打磨抛光留下的痕迹不同。           

  金器表面光亮处理工艺。有一套独特、严密、精细的操作方法。首先是对金器的表面实行整平、锉光、砂亮，一般用特细的金香砂纸进行最后的砂光。在经过烧兰、鎏金等工序以后进入砑光工序。一般用玛瑙砑子进行砑光处理。砑子必须是表面光滑光亮无细痕。先将砑子在金香砂纸上磨亮，再在特细的旧砂纸上进行精磨，然后才能投入使用。对一件产品的砑光，需要使用许多把砑子，一般分为三步：（1）先用粗砑子对产品进行粗砑，先横砑再竖砑（须带皂角水溶液操作）；（2）细砑（带皂角水精心处理），使金器的表面光亮度极佳，无一丝一纹的细痕，可以照见人脸，其艺术效果如古代铜镜一样。

中国古代金器工艺是植根在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一种金器文化。在世界金器工艺史、文化史上并不屑于领先地位。与古埃及、罗马、两河流域的金器制作相比，在同一时期，我们的历史、工艺要远比他们落后，如在公元前3000年古波斯湾乌鲁第一王朝的陵墓中，经常有金胄等黄金制品出土。就是和公元前18世纪中亚地区的畜牧部落相比，我们也不占优势，因为在那个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中，屡有大量的金器出土，最为突出的一件大金杯上甚至还有用金细工艺装饰的金细工艺装饰的金银丝、寿山石和绿松石。

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的金器工艺文化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一阶段还要超前。如唐代金器，辽代金器，不但汲取了外来金器文化的长处，给本身的金器工艺文化带来了崭新的生命，而且还通过交流，将形成的这种独特风格反作用于外来文化。如唐代的“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是借鉴粟特式金杯于7世纪—8世纪形成的创新造型，而在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带把杯没有继续承袭本土风格的八棱形杯体，而是接受了唐代的新样式。再如辽代的“承天太后黄金花丝镶嵌四凤纹寿衣”，是吸收了9世纪回纥累丝工艺和唐代镶嵌工艺，而独创的综合工艺产品。它的诞生不但彰显了契丹工匠的聪明睿智，而且成为后世及世界景仰而无法企及的金器工艺顶峰。　　

    中国古代金器工艺的发展是艰辛而辉煌的，它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相信这份宝遗产今后一定会继续辉照后人，造福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