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中国古代正式国号

自称中国的唯一朝代大国

自周代至清亡，近三千年来，在中华大地建立的各种中央或地方政权，大多称自己建立的国家是“中国”，称自己是“中国人”。可遍查所有汉族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除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外，无一个国家的正式国号为“中国”或包含“中国”内容。这岂非咄咄怪事？原来，古代人多把“中国”，作为地理概念与民族概念。认为只要在（自认的）中央之地，由华夏（汉）民族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国”，无论它的国号是什么。反之，就是夷狄之国。

契丹自称“中国”的正式国号，是组成其契丹文复合国号三国号之首号。其契丹文复合国号全称为“大中央辽契丹国”，其内含三个正式国号，依次为：“大中（央）国”、“大辽国”、“大契丹国”（见拙文《辽朝国号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复合国号》附图）。三个汉译国号都曾在政治生活中被使用过。契丹建国之地并不被汉人认为是中央之地，契丹人也不被汉人认为是华夏民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正式国号中自称“中国”？

寻根溯源，一是契丹人自认本民族根红苗壮，是中央天帝黄帝的嫡系子孙，只有他们有资格继承中央天帝黄帝的衣钵，建立“大中央之国”。近年红山黄帝文化考古证实，契丹人所言非虚，他们确实是黄帝族演化而来，自称“天族”也是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二是契丹族生于斯长于斯的西辽河流域确是轩辕黄帝的“中央之地”。契丹在自己祖先黄帝的“中央之地”建国，称为“中央之国”顺理成章。三是契丹人认为辽太祖耶律阿宝机是黄帝再世，按五行易理耶律阿宝机运属土德，“土”为中央之位，耶律阿宝机所建之国自然应名为“中央之国”了。

基于上述理由，契丹人把“大中（央）国”这一正式国号，纳入了契丹文复合国号全称之中，并镌刻到可以长久保存的众多石刻文献中。虽然，为避免中原政权及汉族文人对契丹“中央之国”论的非议和质疑。契丹人在纸质文献中和汉文典籍基本抹掉了汉文“大中（央）国”国号的使用痕迹。但遗落在字里行间零星蛛丝马迹，仍可推测出契丹人使用“大中（央）国”这一正式国号的端倪。

《辽史》就曾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这则史料，表达了辽太祖以“中国”自诩的情景，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纯洁的决心。太祖认为佛非中国教，中国人不能尊崇佛教，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中国人应该尊崇孔子所创立的儒教。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契丹人骨子里以“中国”人自居，已经很自然地站在中国立场上看待一切政治、宗教问题情形。这件事发生在神册二年（917年），说明“大中（央）国”这一正式国号颁布已有很长时间，“契丹为中国，契丹人为中国人”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恰恰也证明契丹文复合国号全称“大中央辽契丹国”，应是在辽太祖建国时（907年）颁布。否则，“大中（央）国”这一正式国号不会这么自然地成为全体契丹人的共识。

    《旧五代史》还记载，辽太宗在天显十一年（936年）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文中曾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之邦”。辽太宗在册文中还希望石敬瑭“补百王之阙礼”，“成千载之大义”，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成为“中国”传人。这说明辽太宗说石敬瑭是契丹“近戚”、“本枝”，实是说石敬瑭是“契丹中国”的亲戚。辽太宗自视为中国人“黄帝子孙”，而把属突厥族系汉化沙陀人石敬瑭视为中国的“近戚”、“本枝”。辽太宗这种“契丹即中国”观，绝不会一朝一夕突然形成，而应该早有基础。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至迟在契丹建国之初，契丹人就开始以“黄帝子孙”、“中国人”自居了。这肯定应归功于辽太祖建国时颁布的，契丹文“大中央辽契丹国”复合国号。

    契丹人称“辽即中国”最著名的例证，就是辽道宗的《银佛背铭》。据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记载： 燕京（辽南京，今北京）西便门内西北一里，菜园井台后，有颓残佛殿三楹，内有一台，上座一佛，高三尺八寸，恶像狰狞，须发鬃烈，双耳环佩下垂，如金刚像，半衫半甲，花云战靴，双手捧钵、左骽盘、右骽立、眦目裂齿，威武绝世，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洪基，虔心银铸。”共四十七字，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

查《辽史》卷二十《兴宗三》，得：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冬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 。则辽确实有在开泰寺铸银佛之事。兴宗于次年八月病逝，耶律洪基即位，是为道宗。铸银佛时，道宗还是皇太子。这件事，历代汉族文人都自作多情，意淫为道宗“为人仁柔，讳言兵，不喜刑杀，慕仁宗之德而学之”，传达的是一个游牧可汗对中原国君和中原文化的景仰之情。把佛背所铭：耶律洪基，愿后世生中国的“中国”曲解为“中原宋朝”。

与道宗有着相同“游牧民族”出身背景的清朝康熙帝对这类记载很不屑：“彼时宋方畏契丹，增岁币，其政略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惧处？此不过宋臣自诩之言，无足信，益可鄙耳。” 此判断言之有据。所谓“宋方畏契丹，增岁币”一事，指的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宋之间的关南争地。 最后，北宋作出重大让步，每年向契丹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屈称“纳”岁币。 可以说在这场外交较量中，北宋落尽下风。在北宋屈称“纳”岁币十二年之后，契丹皇太子耶律洪基刻下《银佛背铭》，祈求“愿后世生中国”，其愿后世所生“中国”能是“中原宋国”？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其实，耶律洪基所“愿后世生中国”的“中国”，就是契丹文复合国号中的“大中（央）国”，“大中央辽契丹国”。堂堂“大中（央）国”的皇太子岂能投生纳币称孙的宋国？

以上三例证实辽朝正式复合国号“大中央辽契丹国”的三个汉译国号“大中（央）国”、“大辽国”、“大契丹国”都曾在有辽一代政治生活中被使用过。其对国民的影响教化之功极其深远，可以说它就是辽灭国后全体契丹人很快消融在中国大家庭中的动力和源泉。辽朝正式复合国号“大中央辽契丹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其功至伟，永垂史册。

                          泉痴山人2015.10.27日于京东沉疴康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