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台湾在内地展出的红山文化玉器。

    《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以下凡引此书只标明页数)是叶舒宪对考古发现的再发现。之所以称之为再发现，那是因为，在此之前，8000年前的石熊、红山文化的熊下颚骨、玉熊龙、妇好墓的石熊、玉雕熊龙等是早就被考古发现了的(红山文化的玉熊龙发现至今也有20多年了)，但是，这些熊形象到底有什么文化意义，一直没有人能够解答甚至没有人尝试去解答。考古只发现熊，并不“发现”熊的意义。那些石熊被放置在简陋的博物馆中(如林西石熊)，而那些玉雕熊则被古玩收藏家们以几百万的高价买来买去地收藏，然而，熊的文化意义却鲜有人问津。是叶舒宪以文化人类学家的思想智慧和敏锐眼光，对考古成果作了惊人的再发现：他在女神庙中的熊下颚骨、各地石熊和玉雕熊造型上发现了史前人类的思想表达方式，发现了史前人类精神的符号形式，发现了从黄帝到夏商周的熊图腾谱系，发现了今天民间口头承传熊故事和儿童玩偶笨笨熊的原型。是叶舒宪，第一次破解并勾勒出了中华祖先熊图腾神话的脉络。

    这是一部意义相当重大的学术著作。它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对熊的实物造型的追根溯源、比较对照，恢复了被“历史”遮蔽、湮没和遗忘了的一个失落已久的熊崇拜文化传统。“而这个熊图腾神话传统的深厚程度是足以让今人瞠目结舌的，因为它的由来比我们通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还要早至少三千年!”(第14页)它以熊的实物图像的证据令人震惊而又使人信服地证明：今天被称为“龙的子孙”的中华民族，原来曾经有过自认为“熊的子孙”之信仰!中华民族在以龙为图腾之前曾经存在过以熊为图腾的漫长岁月。《熊图腾》以熊的实物图像四重证据法的研究，不仅使兴隆洼的石熊、牛河梁女神庙的熊下颚骨、泥塑熊的残件等考古实物得到了神话学的揭示和解释，又使鲧、禹、启和黄帝的上古神话在熊原型的参照下得到重新的揭示；不仅使今天仍然在北方民族口头传承的熊的传说得到了熊图像的解释，又使上古传世文献和文字训诂意义等在图像学的视角中得到了重新的揭示和解释；不仅从横向上使熊图腾神话得到了欧亚美三洲北方地区熊崇拜和女神崇拜的更广阔地域文化的揭示和解释，还从纵向上使8000年兴隆洼石熊到21世纪今天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熊崇拜的历史文化线索得到了重新的揭示。这部著作标志了由叶舒宪所率先译介和实践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由对传世文献的破译推进到了对中华祖先图腾神话的破译，更为重要的是，在汉语书写文本的有限记录之外的大量实物图像材料的运用，使图像学超越了唯文字至上时代插图活跃文字阅读效果的作用，使先于汉语文字的熊实物图像所凝聚的思想文化精神得到了还原和释放，熊实物图像变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呈堂证据，从而突破了或被时间淹没、或因文献不足、或有意扭曲的文字历史的限制，重构了一个被遮蔽的熊图腾崇拜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清晰脉络线索。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学术方法的突出贡献，它显示了叶舒宪把对国学大师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推进的“三重证据法”又进一步推进到了“四重证据法”的研究实绩，并以熊图腾神话源流的使人信服的研究结论，证明了“四重证据法”在人文研究中的特殊效用，它不但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再生的女神象征——熊形象符号意义的破译

    《熊图腾》是由牛河梁女神庙中熊的下颚骨的意义的探寻开始的，但《熊图腾》并不把自己探索的目光限制在女神庙中熊的下颚骨和女神的对应上去解释熊形象的意义，而是在熊形象的普遍约定俗成的传统符号意义中去探讨，特别是选取最典型的现象去破译熊形象的普遍象征意义，从而使熊崇拜意义的破译具有了坚实性、厚重性和深邃性，并自然而然生发出较确凿的见解。

    由对熊下颚骨的认识得出了熊形象是原始先民崇拜偶像的结论；由熊下颚骨与女神对应于同一神庙的现象推测出熊形象是女神象征的结论；由熊身上数字六的破译得出了熊形象是再生女神象征的结论，是《熊图腾》第一部分最精彩的内容。熊，在叶舒宪那里成了“寻根问祖”、超越文字叙述的历史的最重要证据。他由5500年前的女神庙出土的熊下颚骨和泥塑的熊爪和熊头，引发出熊和女神的联系，在实地考察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后，使他根据“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对应出现”的考古事实，作出了红山人或北方民族曾经存在“围绕着熊神偶像”举行崇拜仪式的判断(第43页)。正是依据这一判断，他对田野调查中所看到的此前既默默无闻又被称为怪兽的林西石雕作出了是石熊的结论：“根据直观的第一印象，我已经感觉这是一只被遗忘太久的石熊，也应该是兴隆洼文化的初民所崇拜的女神化身”(第53页)。

    林西石熊是死而复生女神象征的解释，睿智深刻，令人豁然开朗：“这个主体部分刻划得粗略模糊的石熊，为什么在背上清楚地雕刻出六块脊骨的造型呢?”(第59页)叶舒宪以四重证据法的第三重即借用多民族民俗资料给予了“化生为熟”的解答。鄂温克人熊祭礼俗中，除了在一捆东西里装进了熊的许多骨头和五脏外，还要在两棵松树的阳面，刮开树皮作成一平面，横刻12道小沟，在沟里涂上各种颜色。在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时，叶舒宪援引了列维一施特劳斯的巨著《神话学导论》第三卷《餐桌礼俗的起源》解释美洲印第安人狩猎部落提供的解答六数密码的重要材料和理论，那6道纹是冬季和夏季要持续6个月的符号。叶舒宪又联想到古人“春秋”两季的认识，得出“所以6和12分别成为重要的季节循环变化的基数，其神秘的象征蕴涵也由此而来”。他还以这个认识解释了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石兽身体上雕刻出的六大凸起的骨节系列，进一步引证旧石器时代艺术史专家马沙克的观点，认为那是“季节符号”。先民看到了熊冬眠春出而把自己的死而复活的欲望投射到了熊的身上，从而使自己的愿望在熊的符号上得到信念化和象征化的表现。因此，先民才把熊和女神对应，或者让熊成为死而复活的女神的象征。

    令人惊叹的是，叶舒宪把这种符号性的季节的象征解释不仅运用到了对牛河梁女神庙神像数目的解释(6个女神像)，还运用到了对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巨型宗庙建筑门前呈现的数字12和6，认为“那也许就是半年六个月和一年十二个月周期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仪式立法必须遵循的空间化的圣数。”另一解释更是解开了先民艺术造型的一种难解之谜：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器物中有一组精美的铜斗，一个斗柄上刻有一蝉一熊面，另一个斗柄上有排成一列的六蝉向上，一老蝉向下的图案，熊面位于中央。叶舒宪的解释是：“这样的组合形象图式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六个月生命循环的图像叙事。因为熊的冬眠周期和蝉的夏季活跃冬季消失完全吻合对应，所以二者被商代的造型艺术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叶舒宪对熊的六的数字符号的破译，来自一种跨文化的打通式的观照，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学识积累的渊博，更显示了他融会贯通中外的学术方法的智慧和灵气。

    横向比较的历史深度——熊图腾崇拜文化语境的重构

    重构熊图腾崇拜的文化语境，并在这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去破译和梳理中华祖先熊图腾崇拜的谱系和终极原型意义，是《熊图腾》的另一重大贡献。

    在《熊图腾》中，叶舒宪有大量的不同地区熊图腾崇拜的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简单地以他民族的熊图腾的文化意义证明本民族熊图腾的文化意义，也不是把不同的熊图腾崇拜文化现象强行地按在一个预先构设的理论框架之中，迫使材料就范于理论，而是把不同地区的熊图腾崇拜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使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更广大区域内的熊图腾崇拜文化语境得到整体性的观照，进而在这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去研究中华民族熊图腾崇拜的符号意义。《熊图腾》很明显地运用了“以已知推知未知”、“化生为熟”的“比较参照法”，但是，这种比较不是那种两相对比简单说明的比较，而是以更大的语境为前提、与更大语境象征物的比较，使被比的红山熊、林西熊、妇好墓熊以及鲧、禹和启的神话等，得到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语法”规定的解读和破译。这种方法其实用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宏观的原型批评方法概括更为合适。弗莱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的方法被叶舒宪运用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叶舒宪把熊图腾看成是人类的一个原型，而各种不同的熊的形象和神话都是这个原型的变形，既从纵向上勾勒了熊图腾崇拜的总体脉络，又从横向上描述了熊图腾崇拜的大体轮廓，而把红山和中华祖先熊图腾神话纳入到这样一个坐标的解说，使熊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在熊图腾崇拜文化语境的更大结构关联中得到了更彻底、更真实、更可靠的阐释。

    “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为什么会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这个问题在单一文化中或许很难理解和把握，但置于横向的文化比较中自可豁然贯通”(第76页)。叶舒宪考察了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熊图腾崇拜现象，并进而与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北方熊图腾崇拜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中华民族的熊图腾与欧亚美大陆北方的熊图腾崇拜是一个区域中的一种统一的文化现象，而这种统一的文化现象有着内在的统一的文化意义，那就是熊图腾崇拜实际是死而复生女神崇拜的一种关联形式。叶舒宪不同意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的韩国民族起源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有关联，而其熊祖观念也影响南方文化中去“寻根”的观点，认为“从语言这个较确凿的文化证据看，韩民族还是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文化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些，尤其是北方狩猎民族的萨满教文化”。

    熊崇拜就是女神崇拜。叶舒宪以最显著的三种图像来作为立论的佐证。一是林西县博物馆藏距今7800年的石雕熊；二是赤峰博物馆藏距今4870年的蚌雕熊神像；三是红山文化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中的真熊下颚骨和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在赤峰东北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其中有两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相当明确地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宗教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第89页)

    叶舒宪在勾勒一个更大的熊图腾崇拜文化语境的同时，揭示出红山文化和整个中华文化中熊崇拜的意义，在追溯出熊的原型意义的同时，破译出了红山文化和整个中华文化中熊符号的原型意义。正是这种整体的宏观的具有历史深度的原型批评视野，才使中华祖先熊图腾神话的探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打通性、还原性。

    熊图腾崇拜的象征——中华祖先神话的深层意义

    叶舒宪不是在做“自说自话”似的论证，而是站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开掘。他把探索的触角探伸到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深处，在众多头绪纷繁的中原和戎狄的文化历史关系史中去探索新的可能，而这种探索不是多种观点的选择和理论论述，而是从实物图像上呈现和证明各区域文化的源流关系。因为，实物图像不只是简单的图像，而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因而图像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精神系统，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想形式，而找到了实物图像即文化符号的联系就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文化、精神、思维、思想的联系。正是靠着实物图像的比较和证明，叶舒宪才恢复了被历史遮蔽、遗忘和扭曲了的中华祖先神话的原貌。

    先祖之所以崇拜熊，是因为熊的冬眠春出的习性。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对熊图腾更广大谱系的原型意义的把握，叶舒宪重新破译了第一重证据即古文献和古神话的意义。《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山海经》曰：“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叶舒宪解释：熊穴的“冬闭”，说的是熊在冬季人洞冬眠；熊穴的“夏启”，则表示熊在春夏之际从冬眠中醒来，重新走出洞穴。先民把熊看成了死而复生的神灵。正是循环性的冬眠形象，使熊在初民心目中获得某种神圣性。而原先莫名其妙长期不能解的先祖鲧、禹和启的神话，正是在这种原型意义的把握中获得了豁然开朗的解释。

    很显然，叶舒宪是把图像叙事和神话叙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但说到底还是用图像叙事解释神话叙事。鲧、禹和启的熊神话叙事的原型是在熊图像的构型那里就表现出来的。所谓图像叙事，就是图像构型对背后仪式叙事的象征性表达。熊的团神造形和环形就是表示“永恒回归”和重新开始即死而复生的仪式性的“叙述程式”。而这种仪式性的“叙述程式”则是从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派生而来的，这样，“我们若将这些有限种类的仪式看作是构成文学叙事的深层结构，则无限的作品便是由这些深层结构按照不同的转换规则生产出来的表层结构了”(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熊形象所象征的仪式性叙事是深层结构，而鲧、禹和启的神话则是表层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把熊的其他神话传说和故事都看成是熊形象叙事深层结构的不同表层结构的变形。叶舒宪的“熊图腾：从神话到小说”部分，正是使熊原型自神话到小说的演变轨迹，成为重构熊图腾原型谱系的重要一环。在此，我们又一次体味到了叶舒宪学术研究中弗莱式宏大思维方式和对原型演变精细解剖的风格。叶舒宪在后世为数不多的写到熊的小说中总结出熊是“季节循环的象征”、“复活的象征”和“佛的象征”，从而使神话熊原型在后世小说中找到了象征化的变形表现，也使后世小说在熊神话那里得到了原型的深层结构的解释。

    8000年熊足迹的寻觅——熊图腾文化脉络的梳理

    牛河梁女神和女神庙的发现，曾经震惊了海内外，因为，“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以前阶段将不是只有传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卜昭文，魏运亨，苗家生：“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

    牛河梁女神和女神庙的发现，使中华文明或中华祖先有了另一个源头。既然如此，这源头对中华文明肯定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人们的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叶舒宪以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对黄帝及夏商周的熊图腾谱系的重构，以中华祖先熊图腾原型的演化脉络描述，揭示了此前一直被遮蔽的辽河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现象。在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的证明中，不仅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第一王朝之鲧、禹和启的神话是由牛河梁象征死而复生女神的熊原型演化而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号有熊”的黄帝也与死而复生的熊有着重要的文化关联。

    叶舒宪重点探索的是秦人与红山文化的关系。“秦人也应该被看成是发源于东夷的一个族群”，他的观点不是来自几十年的书本生活，而是直接得益于他在甘肃对秦文化的实地考察——对以熊为命名的地名和熊图腾崇拜偶像的发现。“这些带有熊字的名称不会是空穴来风。天水及其南部这一带是全国范围内伏羲崇拜最流行的。看来伏羲号黄熊与黄帝号有熊一样，不会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或许其中有远古熊图腾文化的遗留迹象吧”(第169页)。

    正是在对这些实物图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秦与赢与熊的关系得到了重新探讨。叶舒宪以两件甘肃礼县永兴乡赢秦公贵族墓出土的文物证明了他的进一步推论。

    探讨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互动关联，也是《熊图腾》的重要贡献。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相继发现了史前玉文化的遗迹，甚至还发现了标准的红山文化类型的玉器，如玉龙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出土的红山玉器实物，居然有的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春秋战国贵族墓葬。这就自然地而然地使红山文化的影响得到了四重证据的最有力的证明。

    叶舒宪进一步指出：“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由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民族在具有成文历史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第89页)。

    从对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中的熊下颚骨考察开始，一直往上追溯到8000年前的林西的石熊、25万年前辽宁金牛山人洞穴的熊头骨，往下探索到安阳出土的商代大理石熊、妇好墓出土的石熊等等，并与甘肃发现的熊实物图像比较，叶舒宪终于重构出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也揭开了一个被历史烟尘湮没的红山文化曾经对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影响的脉络。

    与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等著作一样，《熊图腾》是对中国文化之源头的又一次重大破译；与《中国神话哲学》等著作不一样的是，《熊图腾》不再是根据经典传世文献和文字训诂等的研究，而是根据“四重证据”即实物图像的考察和探索。这种新的考察和探索是叶舒宪文化人类学包括原型批评研究的进一步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图腾》又有着更大的意义，《熊图腾》会像《中国神话哲学》等著作一样，甚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量，继续引领学术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来自: 苍穹之泪2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