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里的水族文化孑遗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很多学者质疑，水族既是来自古代的文明民族，为何不见关于水族的任何出土文物呢？应该说，水族是有文物的，且其文物至今还是活态的，那就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水书。再则，由于水族的历史迟迟没有得到定位，故其在古代的文化遗存从来就没有人说成是水族的文化。另一条原因是，自共工被伐灭以后，这个氏族已经不是什么旺族了。即使在豕韦，也只是一个有文化的小国的“贞人”，为夏之盟国的文官罢了。

对于民族文化的变迁之故，《中国古代史》称“因水土不同，生事各异，久之遂有形貌之殊，文化之别。然语言文字之中，犹存同者，会而通知，以观其分合迹……”要考水族文化之史，欲观水族迁徙之痕迹，很有必要深入诸多文化遗址中去寻觅，到共工文化堆中去探索。

一、袁广阔、徐阳生先生认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共工文化堆”

据袁广阔先生、徐阳生先生等的研究结果，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当为“共工文化堆”。按前面所述，研究共工文化堆就等于研究水族上古文明，等于找到水族的古代史。然以大汶口陶尊、含山玉版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也与水书卜文化有极大关系，与中原原始数易有极大关联。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希望从中找到更多水族文化与共工文化有直接关联的证据。并找到古代水族人类活动的规律与痕迹。

华夏大地最初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各氏族的居住地游离不定，变化速度快速如风。此时，华夏大地仍然分为若干个小部族，但都称中原民族为华夏族。它们最初保持原始的共有文化。后来，这些部族逐渐分别持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促使华夏族不断化并。水族也在这个时期随共工被伐而分离出来，成为一支古老的氏族。并把本部族拥有的华夏原始文化带去，为本部族所用。这我们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海岱文化(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交汇融合所形成的河南-晋南龙山文化便可知晓。这些文化是夏文化的根源。按袁先生之说，这里也是共工文化层。按《中国水书探析》所载，大汶口夏代陶尊上的八角星纹图既是《连山》又是《水书》太极图，不难推知。仰韶文化和海岱文化是水族文化之根源。

我们知道，夏的地域很广，大有“九州”、“ 九土” 之广博。夏人是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东夷许多氏族而形成的一个“大民族”。学者们称当时的这个“包罗万象”的“民族”为华夏族，它包含着中原土著、南方土著和诸多从大西北迁来的未开化的原始汉藏部落和吐火罗人。后来这些民族虽然不断分并，但其原有文化因子不变。这我们从水书中很多字的读音与今汉音相近，而与现代水语却相去甚远的文化现象即可证明。如水书中念“水”为“睢”；念“木”为“莫”；“牛”念“纽”。这与现在水族称“水”为“能”；称“木”为“梅”；念“牛”为“归”等格格不入。但水书中也有许多古字不仅写法独特，且读音与汉字也完全不同。这个现象表明了什么呢？我认为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为水语本身就属汉藏语系侗水语支，故语言中含有很多汉音和藏音特征，这种现象越在古代越明显。二是水书曾为古华夏族共用的书，当时的读音是古汉音。水族分化出来后，方以其独特风格进行书写水文字，并以其独特语言进行诵读后面加创的字，但原来的字的读音已无法改口。故造成“水字汉读”的现象。但至少可说明，水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定有亲缘关系。

总之，我们从众多的文化遗址特別是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去探索，结合民间尚存的古歌、传说和水书的文化现象去留心分析，定当管窥到水族先民在古代的活动范围、文化痕迹、宗教信仰和民族并分等信息。

裴李岗文化是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发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它不仅文化面貌独具风格，而且，在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其年代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早的，也可以称为前仰韶文化。

据开封地区文管会的调查，河南省五           (水波纹样纺轮图略)

个县均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这些文化堆共有14处之多，其中4处和仰韶、龙山文化共存。

二、三都县文管所里的一枚“水”字铜质纺轮

大约在5500多千年以前，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族部落（包括共工氏族）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革比较快，农业、畜牧业、工业都有不同程度发展，这从龙山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青莲岗文化遗址、良渚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物件可得到佐证。

龙山文化所涉及的面积很广，“东至海滨，西至渭水中游，北达辽东半岛，南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北部地区，

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 、河北等省。”（《中国通史纳要》），他的分布范围，远比仰韶文化广阔得多。

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牧和手工业方面，当时的轻制陶器、冶铜手工业工艺已得到很大提高。那时不仅发明了石      字刀、石镰、石斧、石铲。并且加工数量很多，也很精细，更突出的是那时人们已有较高的冶炼铜的技术和纺织业。

三都水族自治县文管所收藏了一枚从水族民间征集到的有水波纹样和“水”字样的铜质空心园物。

此物直径6.6厘米，厚度0.32厘米（见上图）。据《远古走来的贵族》作者黎明璋先生介绍，认为这是殷商时期的水族妇女“饰件”。但其外形与《中国通史纲要》中公布的出土于湖北省京山县、河南省淅川县的“彩绘纺 轮”的特征几乎一模一样，据此分析。我怀疑此物不是饰品，而可能是3000多年前西周时代的纺轮。若此说成立，我们由此不仅看出水族先民在古代的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而且还看出可能于龙山文化时期，水族社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农、牧和手工业方面，当时的轻制陶器、冶铜手工业工艺已得到较大提高。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玉石纺轮图略)

三都文管所的这件“饰品”比较小巧，故怀疑这很可能是古代宫庭中专织绸缎用的“精细”型纺轮。现在的水族人，人人都掌握

一套种植棉花和织布的技术，过去几乎每家都有织布机。再从水族人采用西周“辫子股刺绣”法刺绣而成的精美且富丽堂皇的马尾绣背带，这些背带必用细小的丝线和很精制的绸缎为原料，可见那时水族人的纺织技艺已非常高明，于是我认为，水族很古以前就会织布，且可能是专织宫庭中用的上等绸缎，可见，他们当拥有其时最先进的铜质纺轮，若是这样，便说明古代彩色纺论果然与水族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所谓古代纺轮，常为陶制、石制、骨制、木制和铜制几种，是早期重要的纺织工具，由缚盘和缚杆组成，纺轮中的园孔是插缚杆用的，当人手用力使纺盘转动时，缚的自身重力可使一堆乱麻似的纤维牵伸拉细，缚盘旋转时产生的力使拉细的纤维拈而成麻花状。在纺缚不断旋转中，纤维牵伸和加拈的力也就不断沿着与缚盘垂直的方向（即缚杆的方向）向上传递，纤维不断被牵伸加拈成丝。

为什么说三都县馆藏的这枚“饰品”便是古代的彩色纺轮呢？这里以上图中1977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玉石纺轮尺寸作比较分析如下：

上图玉石纺轮尺寸为：直径5.9厘米，厚 0.8厘米；出土所在文化层:河姆渡文化二期文物。现珍藏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此物直径比“饰品”小，但它的厚度要比“饰品”高一些。主要原因是其为石质物件，韧性较差，若也制成厚度与铜质纺轮一样，便容易破损不耐用。

2006年5月23日，在河南淮阳大朱村平粮台古城遗址城内东北隅，又采集到一件黑衣陶质纺轮，上面还刻划有奇特符号，（见《文物》2007年第3期）。 
　　这件纺轮已残去一半，其直径仅4.7厘米，孔径0.5厘米，厚1.1厘米，于当地龙山文化层断崖下拾得。其应属层位是平粮台三期，纺轮的质地、形制均与该期以往发现的纺轮相同，同时采集的陶片也都有典型的龙山文化特征。因此专家说，纺轮是龙山文化遗物无疑。

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向我们揭示早在 6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从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及陶(石)纺轮、骨头制成的骨针等文物看，从一面为“水”字，一面为“水波”纹样的纺轮为水族民间世代珍藏之物看，水族先民可能很早就在河南栖息，并有早期的劳作、纺织技术。

纺轮是人类活动的见证,许多地方以发现纺轮而自豪,说明此地方历史比较久远。纺轮是文物,耿东升出版的《中国陶器定级图典》称现藏义乌市博物馆的陶纺轮定为三级文物,此器物直径11.4厘米,孔径2.2厘米 ,是新石器时代之物。三都县馆藏的这枚纺轮当在其后，故比其精细得多。水族的这枚铜质纺轮的发现，不仅标志着水族先民高超的冶铜技艺，同时也说明其在古代确实曾有“贵族”的地位。

距今约5000～6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杨巷东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和出大批古陶器，其中有比较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700摄氏度。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质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从水族纺轮纹样看出，古水族先民十分崇拜自然，且从纺轮双面纹样皆与“水”有关看，这应当是与水族有关的物件，并说明那时人们就说“睢”与水有关，与共工氏族有关。古代水族念“水”为“睢”，然而水族也自称为“睢”人。无论是象形字还是后期的“甲骨”字，水书中的“水”字，写法与汉字都相近。经匝人艺术加工后，便成了“纺轮”上（一面是象形“水”字一面是近“甲骨”水字）的纹样。这说明，此物当时是“治水民族”后裔之物。说明水族文化源于龙山文化。进一步证实水族曾在河南、安徽等省生活过。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于是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水族先民崇黑，过去婚嫁选黑夜，起房建屋选黑夜，妇女男士的衣着为黑色等。再结合前面分析，说明这些岀土的“黑陶文化”与水族文化也有关联。

三、专家证实 6500年前的含山玉版图纹为水书太极图  
    1974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了两样彩色夏代陶尊，从外表上看，一为吃饭的碗，一为盛酒的酒杯。但它们上面的图纹都是神奇的“八角星纹”。1987年,我国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又发掘出土了两件神秘的玉器，一为双头猪龙，一为四方玉片，又都有这种神秘的“八角星纹”图。

这个神秘的图纹究竟暗含着什么重要的文化信息呢？易学界普遍认为，其与古《易》有关。是这样吗？基于种种疑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11月又对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探明以凌家滩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系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设而成。中间高四周低，平面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祭坛可分三层，分两次建成。44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有玉人、玉龙、玉璜、璧、玉喇叭形饰、玉鹰、玉铲等。祭坛和玉礼器的发现为探讨伏羲乃至后来的共工时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信息。说明那时已有浓重的“天神”观和“卜”文化。特别是这幅神秘的八角星纹图。《中国水书探析》称其为水书太极图，并论证其也是古易《连山》的太极图。指出：“含山玉版图纹正中央是个正方形，正方形四面围着四个图画（意象）水文字的‘山’。(《水书》中八山即似《周易》八卦，水语读‘散’)表面上看‘四山’指向四个方向,但若细细推敲,实则巧妙地排成‘山生山’的‘山山相连，卦卦相生，周而复始，永无终结’之式。八山分别指向八个方位。每（座）山岔正上方均有圭形箭标,一指明方向,二指该山位置,外有四个、内有八个圭形箭标,分别指向四方八位,并暗含四时八节之寓

意。我认为这正是‘盖图，书为自然之《易》则图画卦之理据其中……’（《周易函书约存》）的八卦图。按今天水书已改用后天卦的内容,‘八山（卦）图’  正下方应该是干山(相

当于《周易》的坎卦)。然后顺时针分别为艮山(相当于艮卦)；整山(震卦)；亨山(相当于巽卦。)；历山(相当于离卦。)；奋山(相当于坤卦。)；兑山(相当于兑卦)；兼山(相当于乾卦)”。(夏代陶尊图略)

关于《连山》的存在性，古书记载很多。如东汉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说：“《连山》者，像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走进伏羲》4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版，郭志成、郭韬著）。《中国水书探析》认为，此话正是表述《连山》太极图的特征，同时也正是含山玉版上神秘图纹的特征。含山玉片中心由意象水文字的“八山(卦)”围成的神秘图纹，巧妙地组成了“山山相连(《连山易》之名应由来于此)”的神奇图案。完全焕发出：“先天图中,环中也。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升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走进伏羲》70页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对先天八卦图的论述)的易理奇效（把其当作旋转着的八齿园轮，从其园心画一条水平线，上部为阳为天，下部为阴为地，便能参透出此理）。但若换为方块汉字的“山”，正方形角上就无法实现“山山相连”。于是，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含山玉版、大汶口陶尊上的神秘图纹有可能既是《水书》太极图，同时也是《连山》的太极图，也就是说，《水书》和《连山》就是同一部书。其实，我在《国际易学研究》(第十辑)中从以下五个方面现象进一步论证水书与《连山》的内在联系：

一、《水书》、《连山》都是数易，且都有“八万言”；

二、玉版上的“山山相连”竟是《水书》八山(卦)中的图画文字“山”；

三、水书与夏代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即以干支字符为主干；

四、从创制或使用的年代上讲，水书的发明期与《连山》也相近；

五、《水书》、《连山》有两个相同的卦名历山和兼山。

鉴于《水书》、《连山》同为一部书的观点。我们便可以说：水族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极深的渊源。由此我们认为水族先民定有“问鼎中原”的历史。即安徽、河南定有水族先民的足迹。

大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山东半岛；而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东半岛、江苏、湖北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饲养牲畜。那时先民们就已有骨卜的习惯。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铜器。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可能与龙山文化有关联。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次日食，现存《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中。这次日食的具体时间，近朝学者有的推算在公元前2165年，有的推算在公元前1948年，相差颇远，但都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从本文的需求而言，《夏书》中“辰不案于房”的记载，告诉我们夏代早已有了如水书中的“二十八宿”概念（因房即水书二十八宿中的房日兔）。

又《竹书纪年》谓夏策十年“夜中星陨如雨”。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么至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并初步可用文字作生活记录。然卜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先驱，故知卜文化在夏前的共工时代的确已存在。

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记录年、月、日和卜学已比较普遍，这些文化特征与水书数易完全一致。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较早的历法之一。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吁亏夏之时”。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野蛮的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期的一种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从含山玉版(水书太极图)上的“意象”原始文字“山”的出现，到颛顼、共工乃至陆终（水族称陆铎）造象形字，一定是经过至少两千年以上的一段十分漫长和野蛮的阶段。并逐步在演变、发展。最终过渡到与殷墟甲骨文字和金文相似的水书甲骨。正如郭末若同志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朝，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期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也就是说象形字的产生至今可能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

对于古易的卜筮之学和《周易》之后的“讲学式”易传。宋儒朱熹早有论述：“《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他还说：“《归藏》用‘卜’字，说明《归藏》卦辞带有卜辞的痕迹，有的可能因袭了卜辞，即把当时或以前记录下来的一些应验的典型的龟卜例子变为《归藏》之辞，用于筮占”。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归藏》可能是在《连山》的基础上诞生的。古人习惯把发生了的事记录下来，也许这便是千千万万条“卜辞”的来历。

1977年出土的阜阳双古堆《周易》卦爻辞后有卜辞，“其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阜阳简介》），这与水书的条目式“硬性”卜占有相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