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睢”与“佯”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四十万人口的水族大家庭中，虽可对其来一个总称“任睢”。按水族古语，意为“水人”、“水民”、“水家人”等。这里的“水人” 是“治水的人”的简称，也是“共工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之遗存。后来于唐宋年间始有“抚水州”的记录见于纸端，解放后，政府正式定名为“水族”。这是对水族人的泛称。但在水族民间，人们又根据水族人所常用的语言及年节的差异，按丧葬习俗和祭祀习俗上的区别以及自古以来自称或他称的习惯。认为水族可再分为两个同胞宗系。这两个支系（也有的学者分为三个支系）即为“睢” 和“佯”。“佯”者，指居住在今独山县塘联村的吉阳、阳劝及三都县阳安、阳洛、阳寿、阴睢等地的水族。有吴姓、杨姓、莫姓、谢姓、蒙姓等；而“睢”则指居住在独山县的天星、农历、群力村；三都县的中和乡、水龙乡、廷牌乡、塘州乡以及荔波县、榕江县等广大地区的水族。有韦姓、潘姓、石姓、王姓等。称为“睢”的水族人，大多数过的是端节或卯节。而称为“佯”的水族人过的多是春节。他们丧葬习俗、祭祀习俗也与“睢”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据传，他们都是炎帝后裔，为何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睢”人是共工治水部族的后裔，而“佯”人则可能是高阳后代或“炎帝后裔的楚人支”的缘故。他们虽都是少典之后，但因居住地不同，造成宗教习俗有一定差异，但不知什么原因又使这支高阳之后的楚人或“炎帝后裔的楚人支”（张正明、王廷洽都撰《楚文化史》和《楚民族层次分析》认为楚是高阳氏的一支。楚为炎、黄哪一支尚有争议。）与炎帝氏祝融之后的“睢”走到了一起。形成今天的一个大家族——水族。

一、炎帝与羊（阳）

我国断代史十分混乱，大体说是少典生黄帝和炎帝，但就炎帝而言，《史记•三皇本纪》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蛴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也。母曰任姒，有蛴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说的是炎帝、神农为一人。而《史记•封禅书》却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显然说炎帝、神农不是一个人。更甚者，有的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高阳），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和共工，吴回生陆终；共工生后土。从颛顼到共工隔了那么多代，怎有颛顼伐共工之说呢？另有一说：即炎帝生居炎，居炎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重黎），祝融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和后土等。此说好像比较行得通。因为这样一来，黄帝后裔颛顼与炎帝后裔共工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不管怎么错位，他们都归宗于伏羲（少典），都是水族人的先祖。

二、楚族与羊（佯）

自古就被视为“楚蛮”的荆楚大地，究竟脉承何方？《黄帝文化范围包括中国南方》一文，提出楚国属黄帝“势力范围”的观点引来不同声音，刚从华工毕业的大学生涂重航与其父楚史学家涂征联合撰文，认为楚国乃炎帝后裔，其姓氏与羊有关。水族中的“佯”，正是古汉语“羊”的转音。因为三都九阡、三洞一带就称羚羊为“西佯”。现三都县阳安一带仍称其中心一带阳安乡为“纪坝”，汉意恰为“羊”。到底其为高阳之后还是与“炎帝者，太阳也” 的炎帝有关，或是与“羊”有关呢？
    涂重航《楚国芈姓源于炎帝考》，通过姓氏学考据方法，提出楚国乃炎帝姜姓一支，证据之一是炎帝神农氏的先祖以游牧为生，与羊关系密切，炎帝姓姜，姜字便是上羊下女，羊是其族号标志。而楚族已公认姓“芈”，国姓为熊，这两个字在古代发音同与羊的叫声相近。这样分析起来，“佯” 为楚为炎帝后裔，“睢（特别是韦氏）”则可能为黄帝后裔。
    涂重航先生还对“荆”“楚”两字的由来作了考证，认为这两字也与羊关系密切。“荆”在古代发音和意义都与“姜”相同，“楚”则来自原产楚地的羊桃，现在俗称猕猴桃的羊桃之名就叫苌楚，且未成熟的羊桃又酸又苦，所以有苦楚、酸楚等引申后的形容词。据了解，楚国包括湖北大部分地区和河南，安徽及江西的小部分，在古代一直偏离政治文化中心，其发源与繁衍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涂家父子提出“楚族是炎帝一脉”及“荆楚从羊而来”的观点恰恰证实了“佯”人世代所传的“拱嘎伢睢”（爷汉族奶水族）的姻缘关系的真实性。然而，这又是水族人与楚人有过密切交往的佐证。

《康熙字典》载：“……〈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注：羋姓诸楚所出羋羊声也”。三都羊安过去赶集，赶集之处他们自称为“纪坝”。其意(山)羊集。再结合他们今居地多带“阳（和羊）”，故推知“佯人”当与楚有关联。三都县廷牌镇甲王村定华寨的蒙泽明（水族，46岁）说，其先祖来自古楚地安徽凤阳，明代时，傅元德为正元帅，其祖蒙文为副元帅，因平蛮夷而留居独山城南，后迁至今阳安一带，娶水族女为妻，繁衍后代至今。难道秦伐楚时，水族群团中还没有这支蒙姓水族人吗？

据查，水族中有两支杨姓，一支是今独山县本塞水族乡群力村，据独山水书抢救办公室杨介钦（群力村人）所言，此杨氏原是王姓，因居地与今廷牌镇的阳安村拉哀组杨姓为邻里，故借姓改为杨，但仍按故姓王氏过“端节”。另一支楊姓人口较多，是今居住于三都水族自治县廷牌镇阳安、阳洛一带的“佯”。据载杨姓，是远古三苗之一柯挪耶劳的族称，为现代杨姓苗支，他的祖先是兵主蚩尤。“杨”是太阳的意思，由“木”和“易”组成。“木”在这里特指扶桑，在《山海经》等中国古籍中记载：扶桑树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汤谷（初在今连云港云台山）。汤谷又称作“旸谷”、“温源谷”。易、阳、羊、扬、汤、蜴、蜥远古时为同义词，可以相互替代，所以易是“日升汤谷”的形象描写。居住在汤谷的氏族古代传说采用扶桑纪历，扶桑纪历是观测太阳在扶桑东西（阴阳）两侧的升落高度的规律。这个规律东夷人确定为五阳五阴，合称“十日”，也就是“十天干”。观测时总是一个太阳一个太阳的位移，传作“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这就是扶桑汤谷十日的本义。汤谷中有一种水中大蜥蜴，又名扬子鳄、龙或雷兽，因此汤谷就是以“蜴”代表，读为旸（阳），于是扶桑也就称为“楊”，而且扶桑树变成龙凤合一体（见西汉长沙马王堆帛画扶桑日出图）。它的君长称为“伏羲”、“羲和”、“常羲”，都取义为“蜴”，东方因而称为“蜥”，其天文历书称作《易经》。如此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佯”既与“阳”有关，又与“羊”有关联。

水族的迁徙史十分漫长复杂，其历经游离不定式的原始生活；穴居式的半游离生活；屋居的基本固定式生活。个中“随食而居” 的母氏社会尤为复杂。水族迁徙的次数十分频繁，又无史料可考，实难落笔。就算是共工时代的集团式聚居，其半猎半农式生活，也都因瘟疫、战事等原因而不断游离迁徙。阳（羊）安的人传他们是：“拱嘎伢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导致佯与“睢”融合呢？即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呢？据分析，当在江西楚地广东越地时或明代时融合于黔地，因楚人所居地与“佯”人一样爱取带“阳”字的地名。

据载，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江苏、江西部分地区。
   又有学人称，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迁来的，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有争议），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并发展成为南方大国。

下面看一段记载：前312年春，楚与秦战于“丹阳”。秦庶长章大败楚师，斩甲士8万，取楚汉中郡。怀王起全楚之兵复攻秦。秦惠文王作《诅楚文》，悉兴其众迎战楚师于蓝田。韩、魏闻楚师尽出，遂出师南袭楚，至于邓。楚师惧而退还。怀王怨韩助秦，使景翠率师伐韩，围雍氏。秦出兵救韩，周人以食米供应秦、韩之师。景翠还师。前308年，秦甘茂伐韩，围“宜阳”。楚景翠率师救韩。秦使冯章伪称割地于楚。景翠之师遂停军不进。甘茂张望拔“宜阳”。韩服于秦。可见楚地多帶“阳”字。这与今“佯人” 居地阳安、阳洛 、阳寿、阳劝等不会偶然相似，而是本身佯、羊、阳、炎在古代可通的结果。

三、“拱嘎伢濉”当发生于父氏社会

通过对居住在今独山县塘联村的吉阳、阳劝及三都县阳安、阳洛等地的蒙姓、莫姓、谢姓水族人的调查，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我们是‘拱嘎伢睢’。这是水语音译，其意为：祖公是汉人，祖母是水家人。这是一句水族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历史证词”。

水族地区有一奇特的现象，就是自称为“任佯” 的这部分水族人不仅自称自已是“任佯”，且“任睢”也称他们为“任佯”，译意“阳人”或“羊人”。再则，他们所居住之处也大多与“阳”有关，如独山本寨水族乡上阳脚吴家居住地为“阳劝”；三都县廷牌镇的杨家居住地叫“阳洛”，还有阳安、阳寿等。当然，这些地名中的“阳”是后人所定，但也由水语“羊”转译来的。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古人怀念自家祖先炎帝的必然结果。

就水族地区的这一奇特现象而言，至少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

（一）、水族与楚族（楚的后期已汉化，如屈原词为汉字）曾经有过紧密交往。故水族才有“爷汉奶水”之说。

（二）、这种交往当在父氏社会，否则，他们的习俗不会是随父过大年，并且延续了很多与母亲（水族）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

（三）、那时已有“睢”“ 嘎”（即水汉）之分。且可能已到楚人大量使用汉字并自称汉人的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为秦汉之期，其时楚已并入中原，南蛮种族特指之前就把楚的南部都视为南蛮，他们的语言可以归为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他们是农耕和牧猎民族，因为楚面向中原的地区大部被汉化，所以剩下的南蛮的生活地比三代时期更加南移，且相对还缩小了，主要分布在今湖南、湖北等地，一部分又迁到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南蛮多集中在山区。“拱嘎伢睢”约发生于这一时期，此后水族作为南蛮被挤到两广等地。

四、“任佯”与“任睢”的主要习俗比较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自称上的差异以外，“睢”与“佯”的差异主要还体现在诸多习俗上。

（一）、为何“任佯”独自建子过春节

在广大的水族地区，年节多为 “端节”。除了潘家端节用午日过外，其余全用亥日过，第三个端节为韦氏节，在农历九月的第一个亥日过，这天正是水历的新年交替日。韦家端节和潘家端节分布地域甚广。韦家端号称“端十六”，至于为何叫“端十六”，现在无人可解，我认为可能与“十六水”的划分有关。但相传是因此端共有十六个端坡所致，表示过此端的人口之众，地域之广，在水族地区堪为第一。除了端节之外，还有部分水族过“卯节”、“额节”、“霞节”“苏宁喜节”等，这些节日皆被水族人认为是自已的节日。唯独部分杨家、谢家、莫家、蒙家和吴家过的却是春节，而这部分人却自称为“佯”，也有少数杨氏从阳安迁去九阡镇，他们虽过春节，但已不称“佯”。春节，水族人普遍认为是汉族人的节日。杨家、谢家、莫家和吴家为何过的是他族的春节而不过自已的端节和卯节呢？我想这一定与“拱嘎”有关。虽然其语音随母，但生活方式一时改不掉，仍延续其汉族父亲而过“春节”。这也是华夏族人崇拜祖先的秉性风格。

（二）、“任佯”丧葬习俗与“任睢”大不相同

在广大的水族地区，过春节的杨家、谢家、莫家和吴家等的丧葬习俗与众水族大不相同。首先表现在禁荤习俗上，过“端节”、“卯节”、“额节”、“霞节”“苏宁喜节”的“任睢”安葬亡者时，在亡者入土之前，全族下一定不能吃禽畜类油和肉，只吃菜油、豆腐、鱼和蔬菜。而过春节的“任佯”却可吃荤。并且，孝子孝孙也可吃祭送亡者的马肉和牛肉，这对于“睢”来说，是第一大忌。其次在摆放棺木朝向上也有差异：传“江西供横，江南供直。”老人去逝后，“佯”摆放的方向是垂直于房梁；而“睢”摆放方向则是与“佯”相垂直，即平行于房梁。这么说来，水族中的“睢”来自江南，而“佯”却来自江西，是地道的楚人，“睢”迁到那里后才与他们交往，形戎“爷汉奶水”交融现象。

但就“佯”而言，也有不少习俗上的差异，如阳洛祭祖时在家中杀牛，而不能在寨外杀。但阳安却可在寨外杀。这说明“佯”内部也可能是从不同的地方迁来的。

五、“任佯”与“任睢”大融合的可能性分析

作为现今都是水族人的“任睢”和“任佯”。为何存在诸多习俗和语言上的差异，难道是由两个不同支系的族人融合而成的吗？如是这样，当何时在何种环境下产生这样的大融合呢？我认为“任睢” 和 “任佯” 的融合当有如下两种可能：

（一）、“睢”先到今贵州等地生活后，“佯”于朱元璋时代被派到这里镇压蛮夷而留驻下来，当兵的多为男性，与当地水族女孩通婚，后入乡随俗讲水语，故有“爷汉奶水”之说。

（二）、“佯”为江西楚族或其它地方的“汉人”，与“任睢”融合于江西，因秦伐楚等原因而南迁，直至到达今黔地，继续与水族人交融。如三都水族自治县廷牌镇阳安一带的水族蒙氏、谢氏就是这样来的。据独山县民政局干部谢仁光（水族，“佯”人，61岁）家藏的《谢氏族谱》载：“先祖初来于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谢氏始祖申伯为炎帝后裔，周宣王时被封于谢地（今河南唐河南），后被楚灭，后代以封地为姓，取谢姓……一世祖三弟公系广东州府新会县管驿堡街人氏，永乐二年迁至都匀花征冲一带”。传谢氏长房和三房从花征冲迁岀后分别居住在独山城南4公里处的甲涝河一带，为布依族。可这两个公的后裔人口都不及阳安一个公后裔的三分之一。故疑，水族谢氏从广东迁到都匀不久，便全部迁到阳安栖息，因其时阳安有水族，他们与水族融合成“佯”人。后来有两兄弟迁到独山甲涝河一带居住，成今天的布依族。总之，此例表明谢氏先为中原人氏，后归楚，再融入水族。

有学人认为，水族与毛难族有亲缘关系，毛难族古为佯黄族，传其族源与羊有关。但我觉得无论“任睢”还是“任佯”，均与毛难族无交往痕迹。我们从毛难族无水书习俗等即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