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水书中的“母体文化”

信息看水族历史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人类生活进程中，应该先有语言，然后，文字才随语言传播的需求而逐步产生，也就是说文字包括水文字是人类用于记录语言的一种工具。但是它却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成熟程度、社会进步程度等。正如石朝江先先在《中国苗学》中所说的那样：“文字是一个民族进步、文明的标志。”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水文字的创制对整个水族社会文化的进程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水书的创制标志着水族也跨入了先进民族的行列。抑或说她曾是先进民族中的一元。“水文字，就其形态而言，其发展也和汉字一样，经历了表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并带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逐步问世。”拢统地讲，这种需要就是记事。中国古代的记事方式大致有两种：一为实物记事；一为图画记事。我国古代汉字就曾通过这些方式才发展到今天。《易经》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北史•魏本纪》也提到：“魏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可见文字的最早期表达形式是结绳或刻木，《唐会要•吐蕃》记载吐蕃文（即今藏文）字的创制时也说:“初无文字，刻木结绳以为约”。由此可见，最早的文字（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如水族文字）都是表形文字，这类文字叫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这种字的早期表达形式为“勒木”法，即把文字符号刻在树皮上或木叶上。

稍微对水书有所研究的人，便会觉察到水书绝不是后期仿汉学的民族文化那么简单，而会体察到其却为浩瀚深邃的来自远古的庞大的巫觋文化系统的遗存，发现到其间暗含的许许多多的“母体”式的文化信息。特别是口传水书，其读音音质非常奇特，有些音质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少资深专家研究认为，那是华夏古音的特点。也就是说，水书确实有可能创制于一个遥远的时代。难怪水书中大量存在着很多上古时代的文化因子，这不仅大量表现在卜辞内容中的“母语”特点，同时还存在诸多古代“母体文化”的痕迹。

因此，说水族先民仿汉字而作水书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水书是华夏古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与汉文化同时植根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对于这一结论，我们从以下还未完全搜索的“母体文化”信息便可得到解释：

一、水族称水书为“勒”

相传在很古时候，人们要表达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行动，是用一节绳子打几个结来表示，如叫小孩去某人家借五个水果，老人便用绳子打五个结，把绳子交给对方，对方便知是怎么回事，并把绳子留在“家”里，以作类似于“借条”，日后好按“数”归还。可是，这种表示法局限性很大，有时不知是五个梨子还是五个山李子。于是，先民们一改结绳之法，换成刻划树皮或木叶的形式，最初人们也只是画几横几点表示数量，后来便慢慢地画上了物质的形状。这样直截了当多了。刻,在古代称为“勒”，这就是《易经》上讲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关于古人刻木记事的事，古书《五代会要》记载：“契丹本无文记，惟刻为信。”由此可见，人类最早的文字，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是靠“勒”来记忆的。

水书不仅有很多图画文字，且世世代代称水书为“勒睢”。古代水书中很多字读音与今天的汉音相近，而却与今天的水语相差甚远,如水书中古人读“水”为“睢”;读“虎”为“夫”；读“山”为“散”等。所以我认为水族称书为“勒”，可能是与上古的“勒”木造字有关，也就是说，水书也许来自“勒木记事”的上古时代。

今天，广大水族地区的人们都称神龛为“娜干”（山洞口之意），为什么要称祭供先人的场所为山洞口呢？我认为，这一定是与水族先民有过洞居群处的生活记录有关，那时，老弱妇女在洞中居住，年轻力壮者上山打猎，采集野果，有时不慎丢了性命，被猛虎野狼吃去。亲人悲愤、思念，饭前常到山洞口进行祭供，叫死去的亲人也来吃饭，籍以寄托哀思。久而久之，便称供饭的场所为山洞口。后来人们虽然懂得起房造屋，不再到山洞口去祭供祖先,但仍改不掉这来自远古的习惯性的称谓。这说明水族先民的确来自于遥远的穴居时代,水族历史可溯至“勒木为字” 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水书二十八宿中的“灵兽” 功用

我国古书有天图、地奇、灵兽之说，并有“万物相感”的一系列“理论”。可在当今仍存于世的斗数典籍中，最多断断续续地看到一些不完整的“天图”、“地奇”类内容，而作为“三神”之一的“灵兽”方面的內容却再也看不到了。然而，在《水书•二十八宿》中，古人的这类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把自然界里的动物和虚拟(古人认为是存在的)“动物” 拟人化。如《水书•二十八宿》认为这二十八物的习性完全支配和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如认为牛金牛宿日不宜祭稻神——吃新，但却适宜弹被褥，原因是牛的食量太大，人类若用它的宿日“吃新”，会感应到人的身上，使人的饭量大增，当年粮食不够吃；而称牛金牛宿日宜弹被褥的原因是因为在陆栖动物中牛比较耐寒之故。此类“万物相感” 的学说在《水书•二十八宿》中每宿都有类似说法。据考，这种“灵兽”思想流行于夏商乃至更早时期，这和伏羲时代的先民“仰观于天”、“ 俯察于地” 得八卦太极之理一样，起源于上古蒙昧时期。即表明水族历史可追溯到上古社会。

除此之外，《中国水书探析》对水语中的中华母语现象和水书中暗含的“母体文化”信息另外作了更为深刻分析，对于《九星》要理，水书较《通书》而言，有很多“母体文化” 现象：“《九星》中常岀现的‘辅’、‘弼’，其字面涵义与水书《贪巨》不同，《通书》中《九星》里的‘弼’与水书《贪巨》中的‘别’相对应。水语‘别’是缠绕之意，水写先生认为此日带有‘不肯分离’之功效，故测课时常用‘别’日去提亲。称这样很容易水到渠成，男女双方自然觉得对方是意中人，双方自然而然地有（像瓜藤那样）缠绵不可分割的心愿。但此日不可用于挡鬼驱鬼，否则起到反作用，那鬼不仅不走，反而缠住自已。鉴于这些特殊‘功效’，我们仿佛觉得水书中的《贪巨》是‘母体文化’，而《九星》却是《贪巨》的子体，且‘弼’是由古水语（古汉藏语）‘别’的音译而得。”从原则上讲，《九星》中的“辅”和“弼”当与水书《贫巨》中的“不”。“ 别”相对应， 水书象形文字为汉意分别为“瓜”和“缠”。它们的功用似乎与“瓜”、“ 缠”特别对应，而通书中的“辅”、“弼”却没有这种对应关系。这应当就是上古时代“天图”、“地奇”、“灵兽”文化在水书中的遗存。

《中国水书探析》还对水书中“翻山掌”、《六龚》中呈现的“母体文化”现象也作了分析，认为水书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华夏古文化。水书中存在的这些“母体”现象，足以说明水族的历史源自古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