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汇先生在《古钱鉴藏趣话》中说：“明代及清初雕母均稀若星凤，存世屈指可数。清初的顺治、康熙雕母迄今未见开门见山的真品，即雍正雕母也难得一见，今市上有售者皆伪，真正的雍正雕母应是薄形与制钱相近”。《中华珍钱追踪录》记载乾隆至清末共发现雕母四百枚，而清代前三帝雕母极为罕见。

    今人对于雕母的认知，多囿于鲍康《大钱图录》中的一段记载：许福卿工部云，每改元铸新钱，先选至杰之象牙，刻作钱样，呈钱法堂鉴定，然后以精铜凿成祖钱……这里记载的是改元时的铸钱程序。所谓改元就是改年号，每个年号的第一年，就是某某元年。明清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时为祈求祥瑞，会使用若干个不同的年号，如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分别使用了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六个年号，每个年号都有相应的铸币。至明清时，一位皇帝在位时一般只用一个年号，所以每改元时，不仅是改年号，通常就是新皇帝登基了。

    清季中后期的雕母大多钱体厚重超常，钱文精雕细刻，有的小平雕母钱近乎折二钱，似这种祖钱应为改元时的钱样，使人观之，确有新朝新气象之感。今人言及雕母必称钱体厚重无砂眼、字口省峻有拔模斜度、地章平整、铜质精纯云云，已成套话。须知唯书、唯上、读死书、人云亦云、无创见是研究一切学问之大忌。万学之母的哲学辨证地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无限多样性，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差万别的现象，这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适应于对雕母的研究。

    精美厚重的祖钱以及照式颁发的部颁样钱，其子钱的存世量极少，甚至有的钱局就未曾依样鼓铸。这是因为部颁样钱厚重规整，如果照式铸造，钱局不但无利可图，还会引发亏损，铸的越多，亏损也就越大，多数钱局不过是象征性地铸造一些。这些铸量很少的子钱，是钱局对朝廷的一时应付之作，改元过后，照样还是一切如前，各地钱局各行其是地铸造具有充满浓郁本局特色的制钱。古钱谱上见母（母钱）不见子（子钱）的现象，就缘于此。

    纵观存世大量的清钱，从钱文书法、形制风格来看，每个钱局都有自己的鲜明特征。由此可见，改元时的精制雕母对于国家的货币铸造影响甚微，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这种用精铜斩凿的雕母及其母钱、部颁样钱，制作极其精美，是在当时的铸币生产中是一种特殊的个例，在雕母一族中，应非属主流。存世的清代钱币，多有钱文平夷漫漶、甚至轮郭不周者，想来其母钱、其雕母字口也不深峻，轮郭也不周正。在清代各钱局铸行的制钱以及铜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减重的轻薄型铸币，俗称“局私”。像这些大量生产的普通制钱和“局私”所用的雕母应该不会上呈鉴定批准，故其雕母、母钱的制作也不会很讲究。呈样的雕母与正常生产铸造普通的、常规型铸币的雕母，其制作工艺方面必然存在差异，略类似于现代纪念币中的精制币、加厚币与普制币之分。

    清代的钱局中，往往一处钱局下设多处分局，各分局铸出的制钱使用同一局名。如云南的宝云局共有九处分局，各分局的铸币尚有炉别之分，如康熙七年宝泉局设炉一百座，每座钱炉的铸币都有细微的区分，如钱文笔画的变化、星月纹的位置，都如同今天纸币上的贯字号码一样，蕴含着许多信息，并且作为秘密，掌握于钱局官员中。著名的中国清钱研究学者、德国人布威纳先生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排列出清代各钱局每一年的常铸币和加铸币的版别。从理论上讲，每一种版别的铸币都应当有一枚与之相对应的雕母。每一钱局的每一种雕母都上呈鉴定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雕母的制作，除了“斩凿”精铜之外，也有“斩凿”铅和木材的现象。

    咸丰年间曾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著有《石渠馀记》一书，书中记载了清初至道光年间的兵额、吏治、漕运、钱币、关税等财政经济情况，至今颇有参考价值。书中关于铸币的记载：“凡铸钱先斩凿块铜曰祖钱，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函方而成制钱。”这简曰的三句话中，第一、三两句容易理解，唯有第二句使人费解，其间似有漏字，或是记载中省略过甚。所谓“乃铸无文而环者”应是说铸无钱文的圆环，也就是钱坯，其后的“曰母钱”就无法理解了，试想，无文的环如何称为母钱？除非用这无文的“环”（可能具备穿口和内外郭）来印砂范，印出钱的轮郭，再用活字印出钱文，然后合范浇铸，得出制钱，此次可备为一说。存世的清代宝河局咸丰大钱中确有文字俯仰不正者（见图1），这种现象在宋代钱币中常见，清钱中就不多见了，这种版式的铸币，似为活字印模所致。但是问题在于，活字印模不适宜大量的生产，王庆云书中记载的应该是京师钱局的铸钱情形，不可能是宝河局，京师户、工两部所铸的制钱，尚未见有文字不周正的，再者，“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也不是成品的母钱，只能是半成品。在无文的钱坯上雕出钱文，才能“曰母钱”。这样的母钱，因为是在铸成的钱坯上的雕出宝文，也应视同雕母。用这种“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函方而成制钱。”的步骤铸钱，首先便于母钱（实为雕母）的制作：用无文而环者的钱坯加工雕母省时省力，在具备外圆内方的钱坯上雕出宝文，即可印（印模）、铸（浇铸）、函方（加工穿口），而成制钱。省却了从“块铜”中“斩凿”出钱坯，然后雕出内外郭，再刻出穿口的数道工序，便于制作多个雕母，用于实际生产，此说若能成立，便可解释清初雕母为何至今没有发现的原因了。

     顺治、康熙钱的雕母之所以至今未被发现，可能是大家心中先入为主地将雕母神圣化、理想化了，认为凡是铜不精的、径不大的、字不深的、体不厚的都不是雕母，如此就把“清初雕母薄形与制钱相近”的特征忽视了。即使遇到了钱体是铸成、钱文是雕成的雕母，虽然刻痕明显“疑似”雕母，也会毫不犹豫的将之否定掉。

    近见一枚宝泉局康熙通宝，钱径27、穿口6、重4.48克，此钱曾经入土，表面锈蚀痕迹明显，钱文有明显的雕痕，尤以“宝”字为甚，“熙”字四个点如同四个锥尖，雕刻的既细又深，其余部分亦雕痕明显，赘述。细察此钱文字是雕成无疑，唯其穿口略有铸痕，钱体似为铸成，与“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之意相合，与孙仲汇先生说的：“真正的雍正雕母应是薄形与制钱相近”之意相符。雍正在位仅十余年，与康熙朝相去不远，两朝雕母的制作应当无甚变化。

    用先行铸出无文钱坯，尔后开始雕镌宝文的方法制作雕母，简便易行，且有存世实物可证：图3是宝泉局同治重宝钱，钱径33毫米、穿径8.2毫米、重13.6克。此钱穿口有毛刺说明钱体是铸成，钱文雕痕明显，显系手工雕成，“宝”之上半部分仅刻出外形，背面穿口两侧余铜尚未剔净；图4是宝泉局咸丰重宝钱，钱径32.2毫米、穿口9毫米、重11.2克，此钱也是雕痕明显，“重”字田部左下角应为雕刻时不慎崩掉了铜料，田字之内部就无法刻出了；图5是宝泉局咸丰重宝钱，钱径38.5毫米、穿口11.2毫米、重17.9克。以上三钱雕痕明显，又均有雕刻未臻完美之瑕疵，钱体多余部分说明不是后天用行用钱改刻的，如用行用钱改刻，钱文、钱肉部分则只能减少，不会增加。以上三钱均具未完工的共性，不是完全雕刻加工好的合格雕母，可能是制作雕母时产生的废雕母，或者是钱局技师刻制雕母的习作之品，像这种钱，存世罕见，是研究清代雕母难得的实物例证。

     民国时期，更换北京的“大清门”为“中华门”时，工匠想把“大清门”的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刻有“大清门”的那一面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到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早刻有“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种省工省料的高招儿。历史也并不是可以反复颠过来、倒过去，于是只好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檐下。国门牌匾的制作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并无甚价值、只是生产模具的雕母了。

    《大钱图录》的著者鲍康主要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他书中所记载的雕母制作方式应该是当时，即清中后期的情况。清代中后期的雕母特征彰显，如同鹤立鸡群一般易于辨认，清初的雕母其貌不出众，质朴如常钱，不经过仔细观察，很难从普通钱中将之区别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清初雕母至今几乎未有发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