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藏鉴双馨与今不如昔”

     有句常见的词语，叫做“德艺双馨”，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德行和艺术（技艺）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德艺双馨通常指艺术界人士。

    在这里，我将其引申到文博收藏界，名曰“藏鉴双馨”，其定义是指一个文博工作者或者爱好者，其收藏物力和鉴赏能力都达到一定水平并具有良好声誉。其中，收藏“物力”，是指其同时也有不菲的藏品，简言之，是一个人既是藏家也是鉴赏家。而这个鉴赏家之称，又按照现今的一般所指，实又可谓专家矣。

    我们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创造了海量的各种艺术品和器物，伴随着这种惊人的数量创造及其仍然海量的遗存，同时也是海量般的信息缺失，太多的东西史无记载，只能靠后人依靠实物和历史知识去学习，揣摩、推理、解读。由此便产生了对古器物的鉴赏或者鉴定。 

    显而易见，藏是鉴的基础。而这“鉴”，说白了，乃是一个“见”字了然。换言之，只有见得多了，方才能“鉴”，而进一步来说之，要“见”得多，其主要的条件是要藏得也多。也就是说，只有藏得多，方能见得多，进而才能鉴识准矣。

    基于此，民间收藏界有句俗话，叫做“专家不如藏家”，虽然这话并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其道出了一个相对真理，那就是，“藏”确实是“鉴”的重要基础。

    曾几何时，综观史上的鉴赏家，乃至大家，几乎同时也是大藏家。近一点来看，我们以古泉界来说事儿，清末民国时期的几位公认古泉鉴赏大家，罗伯昭、张叔驯、方药雨、戴葆庭、等等，还有非古泉大藏家龚心钊等，乃至当代已故泉界著名人物马定祥，等等。无一个不首先是大藏家，然后才是大鉴赏家，其鉴言几乎具九鼎之力，其断无论对错皆影响深远，这一结果，归根结底不外乎其藏丰而至见识广矣。事实有力说明，藏是鉴最为重要的基础，是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而这也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若本藏不丰，则其鉴赏之言便不具公信力。

    可以这样说，史来，真正的古器物鉴赏家，同时必是藏家，这些人物，称得上“藏鉴双馨”。而因其是人而非神，鉴赏力虽然非绝对真理，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乃至误识错判，但是确实也具备相当水准和相当公信力。这种水准和公信力，其根源在于其藏，并因藏而研，因研而得，因得而可信矣。

    然而，时代在进步，到了今日，那些清末民国时期的藏鉴双馨前辈们走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职业鉴赏家们，大多与藏字分割开来，不少人只鉴不藏，而藏者反倒失去了“鉴”的话语权。这是当今中国文博鉴藏界最为独特的一道景观。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中国的什么特色呢？

    去年，工作出差到中原某省，一个偶然机会，与一教授共进招待宴会，坐在一起，偶然聊到文物收藏，方知对方乃某大学已退休教授，为某省钱币学会会员，研究货币的，正在应某出版社之约请，编撰中国古代珍稀钱币一书。席间，其对我言及藏有三孔布，感到十分吃惊，问曰，三孔布你都有，不得了。这反过来令我也感到吃惊，心想，三孔布如今早已不是旧识那样珍罕无比，几十年来，不断有所出土，无非不像宋钱可成吨而已。加之受旧说影响至深，对这些年出土的三孔布，不少人固执不认，导致关于三孔布存世量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百年以前。聊即于此，我问曰：“老师收藏古钱否？”。答曰：“不收藏”。于是，便无更多话说了。这是我亲历的一件事情，即，该教授不收藏，只是做鉴赏，并且还要编珍稀古泉的书公开出版，据其说编书帮手是他带的几个研究生在具体搞。不消多说了，由此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除上述这种情况外，另一种情况的只鉴不藏，就是某些体制内专家，多为博物馆系统的，这些专家，依靠的研究和认识实物，基本上都是博物馆的馆藏品。而古泉出土传世及其收藏的特殊性（即官方专门考古发现的情况极少），导致国内不少博物馆馆藏古钱已经数十年未增加或者增加很少，不仅品种未增，而且缺乏千姿百态的各种锈色之品。他们长期依托这些有限的品种和锈色进行一些研究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又由于本身不藏，看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复杂程度也大大不够。因而，不少人无论眼界还是泉识都受到了较大局限。然而，中国当代的制度特色，又使这些体制内专家获得了无上的鉴赏话语权，他们不少人便毫不谦虚的出来鉴赏天下之泉或者种种古器物。

    显而易见，由于特定的社会制度或者体制背景，当今中国文博古器物收藏鉴赏领域所出现的这种鉴藏分离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古器物的科学鉴赏水平。毫不夸张地说，与民清时代相比，当今中国的古器物鉴赏，确实已经今不如昔，鉴者不藏，而可一言九鼎；藏者鉴不了，百说而绵软。这与民清时代的藏鉴双馨，藏为鉴的基础和支撑，大藏家具有最大鉴赏话语权的情况相比，其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落后倒退了不知多少年。

    近数十年来的文博鉴赏，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其总体上并没有进步和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君不见，如今的某些专家，守着已经看过成百上千遍的博物馆馆藏品，抱着已经破旧不堪的前人书本，固执地坚称某种东西只有多少件，某种东西是孤品，这不可能那不可能，等等。百年前前辈的认识一成不变，奉为圣经，面对新出器物百般抵触，甚至编造和肆意夸大制假，以欺后生。所有这些皆证明这种今不如昔的现状之实。

    说到这里，最后还有一点如果不说也如哏在喉，那就是目前某些专家，比如华光普先生就在其编著的《中国古钱大集》中提到，大意是几百元是买不到较珍贵的齐大刀真品的。这一“以价格论真伪”的论点普遍存在于体制内专家的言谈中。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一论调完全是坐在书斋里，没有深入收藏实践的书生之谈。笔者有个山西朋友，喜欢收藏，业余时间几乎每月都要开着车子走乡串户收古物，数年来，几乎走遍了山西的所有乡村。而他这种收法及其收到的东西当然都很便宜，不可能像拍卖那样，动辄成千上万元。当然，笔者本人有些东西，也是来自于第一线，相对来说自然也贵不到哪儿去。所有这些，一言以蔽之，都得靠不辞辛苦深入第一线才行，如果坐在书斋里，或者只是去逛逛交易市场，那确实是得不到最佳性价比的好东西的。

    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便宜获得真珍之物的藏友也非一个两个。这说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设工地、上山下水挖宝、及至挖坟掘墓等等所出的东西，如果在第一线获得，那价格肯定是比较低的。有深入收藏实践的人，自然非常明白。然而，唯独某些职业鉴赏专家，收藏实践少，深入到第一线的艰苦收藏实践更少。有的除了逛逛古董交易市场以外，并无更多路子，也放不下身份深入第一线。因此，才出现了用“获藏价格论真伪，价格低者为假”这样绝对化的，并且有些荒唐可笑的认识。

    所有这些，说白了，也是藏鉴分离所造成的结果。由此可见，鉴者不藏，藏者鉴不了的现象，所产生的问题是突出的，其对中华文明成果的认识，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后果，也是违背文博鉴赏规律的反常现象。目前，中国文博收藏鉴赏领域出现的鉴藏尖锐对立，“王刚砸瓷”鉴藏两大阵营难以调和的认识矛盾，等等现象，不能不说与此都有极大关系。

                                          京川游侠 2012年10月20日于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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