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出土文物看契丹与吴越国的交往

裴元博

一、史载两国交往情况

吴越国是五代初期与契丹交往最早最密切的南方国家，据《辽史》记载。早在辽太祖九年(915)，远在江浙地区立国的吴越国王钱缪便派遣滕彦休跨海来贡。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太宗会同六年(943)，29年间，双方之间的聘使往来仅《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

即：辽太祖“九年(915)冬十月，吴越王钱缪遣滕彦休来贡”。“神册元年(916)六月，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神册三年(918)二月，晋、吴越……遣使来贡”。神册五年(920)夏五月，“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天赞二年(923)四月，“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天显七年(932)二月，“拽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会同三年(940)春正月，“吴越王遣使来贡”。九月，“女直及吴越王遣使来贡”。冬十月，“遣赳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会同四年(941)八月，“吴越王遣使奉蜡丸书”。冬十月，“吴越王遣使来贡”。会同六年(943)三月，“吴越王遣使来贡”①。

因《辽史》简陋，所记契丹与吴越国的交聘应远不止这14次。除国家交往外，民间贸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近年南北两地的出土文物以事实验证了这一点

二、近年在原两国地域出土有关两国交往的文物情况

近年在契丹和吴越国故地及海外沉船中都发现了大量有关两国交往的文物，它们以事实证明契丹和吴越国的交往不止29年，而是直到吴越归降宋朝以后；两国交往的成果亦成为输往东南亚、南亚、非洲的重要商品。

1981年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出土的吴越国青瓷划花人物纹水注（图1），釉色莹润，造型典雅，曲颈长流，与圆形壶体之间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此注与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瓘墓及其次妃吴汉月墓和临安钱元玩墓等出土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无论胎釉或造型都极相似②。丰台区永定路出土的五代越窑青釉划花蝶纹葵口盘（图2），器表所饰刻划较为精细，反映了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点③。自契丹建国之初，吴越国即向其供奉青瓷、丝绸及其他珍玩宝器，其所供瓷器可达数万件之多，这些瓷器被契丹统治者赏赐臣下，而韩佚作为节度使拥有越窑瓷器是合乎情理的。④

2008年发现于赤峰地区的契丹文金质“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图3），则从另一角度再现了两国交往密切，契丹重视和礼遇吴越使臣的史实。⑤

2010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的三件《大随求陀罗尼经毯》（图4）其文字、图饰、整体设计，无不与苏州瑞光寺塔出现的北宋宋真宗咸平四年刻陀罗尼经咒雕版形制一模一样，说明该毯是辽代工匠用其雕版放大仿制印染的。该毯应为宋辽两朝和平交往，南北两种文化和谐交融的产物，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融汇了契丹和汉族两种文明的佛教用品。⑥

2009年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发现的银鎏金阿育王塔（图5），是吴越国最后一代国主钱弘俶仿效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建造的八万四千座供奉佛舍利的阿育王塔之一。全世界现存阿育王塔只有六十多座，四十多座在浙江，但大多以铜铁打造，雷峰塔天宫地宫里的阿育王塔是首次发现的纯银质地的阿育王塔。⑦而原契丹地域通辽地区竟发现了不止一座银鎏金的阿育王塔，可以看出钱弘俶对契丹贡奉是何等重视何等尊崇。联想到雷峰塔地宫里出土的辽千秋万岁钱垫，嵌有千秋万岁钱的银网。都无可辩驳证明契丹与吴越国的交往，在吴越国最后一代国主钱弘俶建造阿育王塔和雷锋塔时，都在继续进行。民间的交往应一直进行到辽宋两国国除。

2003年印尼海域沉船打捞出大量吴越国及契丹文物。十多万件吴越国末期的产品越窑青瓷的发现，可谓惊天动地。其中很多含有北方元素的器物，隐约告诉人们吴越文化中已吸纳了许多契丹文化元素。具有北方契丹风貌的越窑鹿形盖盒，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鹿坐卧地上,弯首修舔毫毛,一只鹿角还完好,这是盖的部分,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器里首见。契丹常见的摩羯塑件，形象生动，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张开大嘴，身上鳞片、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决不含糊。契丹特产的提梁皮囊壶，造型优雅，提梁形成蟠螭环转柄，壶身扁圆,短流并配以一短器，身贴上一圈弦纹。从短流的形状来，这件壶该是仿辽初期皮囊壶烧造的。辽故地常见的、疑似转赐吴越国的、具有西亚风格的金器、瓷器（图6）在沉船中也有大量发现。黑石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阿拉伯沉船，船上载满中国陶瓷，沉没于印尼水域，证明了在五代时契丹吴越两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特别是波斯、阿拉伯，已存在直接和转口的海运贸易，黑石号以自己的不幸沉没，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堪称五代海上丝路最直接的证据。⑧

三、两国交往的主要内容

吴越对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怀有觊觎之心，其基本国策之一就是北向结好契丹，伺机扩张。由于中原地区先后占据在五代政权手中，而河北和山西等地又长期为刘仁恭、刘守光、李克用、刘知远等军阀势力割据，所以，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交通，所能选择的最佳路线，便是从海上至两国。

两国的交往除礼节性拜访，政治上交换情报外，交往的主要内容是经济贸易。两国的使节团，实际就是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官方的“朝贡贸易”，吴越国贡的主要是“犀角、珊瑚、宝器、瓷器、火油、香料、丝绸、药材、象牙等”，契丹回赠的是“皮革、马具、金银器、铜钱、羊马、铁质工具、中西亚转口商品”。民间的“易货贸易”，早期双方主要是绢马贸易，后逐渐向茶马贸易过渡，至宋代茶马贸易遂发展成为两国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两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吴越和契丹都是海洋大国，航海术，造船业都很发达。《契丹国志》曾记载“会同元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和他的哥哥东丹王耶律倍曾经各派使者等以羊马等为聘礼通使南唐，同时另外携带三万只羊、二百匹马来换取南唐的丝绸、茶叶和药品。”可见，契丹海船的宏伟壮观。

两国的贸易额据推算规模很大，估计每年都在数百万贯上下。换算成马匹当在万匹上下，换算成茶叶，最高档建茶仅在数十至数百斤左右，而换算成中档茶就要达数万斤。换算成青瓷、丝绸数量都应达到惊人数量。这种经贸往来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四、两国海上交往的路线

契丹与吴越、南唐等南方诸国海上贸易及政冶交聘的出发点是哪呢？据考证就是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南起盐岛村，北至土城子村的烟筒山一线，全长约12华里的辽朝的镇东海口长城，当时又叫镇东关，这是辽朝立国二百年间的唯一海关。整个长城选址在连接黄海水域的大连湾与渤海水域的金州湾之间的狭窄地段，大体呈南北走向，南控黄海，北锁渤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契丹使吴越，吴越达契丹，都在这里出发和到达。⑨

辽朝在建立后的第二年（908），便在大连地区修筑了这样一座重要的海防壁垒，即有名的镇东海口长城（镇东关）。是出于巩固新兴王朝的东南海防门户，加强对于当时契丹首都龙化州所在的辽东腹地的保卫工作的需要。此外，还有着进一步促进与南部“五代十国”之间的水上互使通聘、加强各种形式的商贸往来管理方面的考虑。

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都是位于吴越国境内对外贸易的商港。它的都是与契丹交聘、贸易的出发地与目的地。如温州湾的出口洞头岛海域，是船只进出温州港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在这片海滩和海底曾出土了不少吴越国的青瓷碎片，表明曾有贩运中国瓷器的船只从这里驶出，或因避风和其他原因在这片海域及附近岛屿停泊。⑩至于杭州更是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的大港口，所谓“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许多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州、高丽、日本乃至远航至占城、大食。出使契丹则直至地处辽东半岛的镇东关。

当时两国海上往来的大体路线为：吴越国遣使出使辽朝，可从杭州登船下海，约一个月可到达镇东关，（今大连市甘井子区）上岸，沿海滨东行，经过青泥浦（今大连青泥洼）、桃花浦、杏花浦（今大连金州杏花屯）等地深入到东北腹地，数天到达辽朝的南京辽阳府。尔后由辽阳西行，两月后到达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见到辽朝皇帝。”

五、两国在交往中的地位

契丹与吴越等南方诸国的往来是友好亲密的，但不是平等的，大多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即称臣纳贡的关系。《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序说的非常明确：“〔契丹〕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可见吴越与南唐一样，是“航海输贡”一类国家，并非契丹的兄弟之邦。”当然在贸易上两国还是平等的，未见不合理的贸易争端。而对输贡国家契丹回赐往往高于贡献很多，“航海输贡”国家经常会赚得盆满缽满，在经济上是最划算的。

吴越曾向契丹称臣，有史为证。《十国春秋》卷八○《忠献王世家》按语谓：“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使〕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从汉制之后也。”卷末之论又说：“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也，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也？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以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会同十年是公元947年，这年正月，契丹灭晋，耶律氏入主中原，北方局势一片混乱，僻处浙江的钱弘佐当然不会料到契丹在中原的统治不能持久，刘知远会取而代之。根据它的一贯国策，谁主中原，我就奉谁的正朔，因而使用辽朝年号，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公元960年后，北宋建立并统一了中原地区和中国南方各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互存并立的时期。由于契丹早在太宗朝便从后晋手中取得了跨越阴山与燕山天险的长城地带，可以由新得的燕云地区为踏板，长驱中原，饮马黄河，陆路交通变得十分畅达。所以，辽朝与中原之间官方聘使往来，便转而选择了陆路。于是，契丹在东南海疆开辟的海上贸易往来的水路，便不再是中国南北政权之间最重要的聘使通道，而更多地是成为民间自由往来的航路了。

六、两国交往的真相和深远意义

近年有关契丹和吴越国交往出土文物的大量发现，补充和纠改了《辽史》、《十国春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一系列史书的陋谬。以事实说明两国的交往，特别是官营贸易交往，时间不仅在吴越国存在时一天未断，而且在宋朝也一直未断。两国交往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史书上所未言及的。两地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说明只有两国长期大范围的交往才能形成。

由于契丹立国期间，东南海疆和海防建设的不断巩固与强化，海上贸易使辽东半岛经济飞速腾升，辽东半岛居住的各民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经济繁荣的实惠。从而使长期以来生活在辽东半岛的各民族较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契丹的管理，各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由此日趋消减，有力地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直接沟通了契丹文明与吴越文明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面。契丹与吴越国海上交往的历史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也划上了自己圆满的句号。

注解：

①     元脱脱等 《辽史•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

②     吴明娣 《北京出土辽金陶瓷器》《收藏》2010年第8期

③     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品展”

④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

⑤     裴元博、陈传江《契丹文珍稀符牌考释图说》安徽美术出版2011年7月第1版

⑥     梅华、边辑《大随求陀罗尼经毯初探》未刊论文

⑦     《雷峰塔下埋甚麼？》文汇报美洲版2007年8月1日

⑧     《2003年印尼海域沉船打捞出大量越窑青瓷》《艺术市场》 2006年第11期

⑨     田广林《辽朝镇东关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⑩     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011年9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