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江北京古玩城一游收获颇丰，其中尤以获辽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见图1、）为重大斩获。关于普通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见图2铜、3鎏金、4银、）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本文将重点论述这枚辽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对契丹钱币符牌铸造工艺的重要鉴证功效，以及揭示契丹文字普及状况的重大作用。

这枚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牌通高100毫米上下，牌两面上部均为虎头，头高均42毫米上下，虎头宽35毫米左右，虎头厚15.26毫米间，牌肩宽41毫米，牌底宽53毫米，肩底高68毫米，牌厚3.7毫米，重130.5克上下。

此牌与以此前所发现之所有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迥异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其雕刻之精致超越一般手雕之品，突出表现在虎头和契丹文天云军三字的雕刻技法的精湛上。虎头采用圆雕工艺，总的基调是静态的，但静中寓动，突出圆睁的虎目和两腮肌肉的隆起，使虎平添一份虎虎生气，又显示出十分的警觉，似乎它在注视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

在雕琢装饰技法上大量使用阴刻细线，虎的眉毛、下巴、腮等细部，都使用了许多阴刻细线，使虎眉、虎目、虎腮、虎嘴的体貌特征，生动形象地显现出来。背面虎头和前面虎头风格又不一样，刀法粗犷，雄健恣肆，寥寥数刀，就把虎头的外貌神情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雕刻的三个契丹字，字体雄浑恣肆，大气磅礴，处处显示着大国之风。

二是形制与普通牌子区别显著。所有行用牌背都是平夷的，虎首部位只是为省材料铸造成的凹形。而这枚雕样上部仍铸了一个虎头，显然是为审查刻意而为，目的是使送审品更加美观更加便于获得审查通过。

以上两点说明此双面虎头牌，绝非一面行用的普通职司牌，加上它多次精炼高贵温润金光闪耀的铜材，充分显现了它众牌之王的高贵雍容的英姿和傲视群雄的地位。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唯一古代符牌雕样实物，为揭开辽代铸造科技高度发展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它再次以实物驳斥了认为契丹文只能用于佛道符牌，而不能用于在下层军民中使用的工具的谬论。

中国当代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钱币学家至今不知辽代钱币、符牌是如何铸造而成？更不了解辽代是用范铸法，还是用母钱翻铸法，铸造钱币和符牌？一个“经济落后”、“技术低下”空洞的臆说，即把契丹承唐科技的历史完全抹杀。由于对契丹承唐科技发展史料和实证的缺失，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把母钱翻砂法的正式使用时间定为北宋，而对开国之前即用母钱法铸造钱币和符牌的史实只字不提。

实际上隋唐时代母钱翻砂法的工艺就已经充分完善，工序流程就基本固定。大体形成了：一、按主管官员意图设计模型（钱样或牌样）；二、雕出钱样或牌样送审查官员审查批准；三、批准、需修改、废弃三种情况；四、以被批准雕祥，根据需铸数额翻制铸母，颁发至钱监开铸新钱或新牌。

种种迹象表明，陈传江所购辽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确系呈送审查官员待批的雕样，是普通行用辽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的雕祖或称祖样，它背面的虎头应在审查时去掉，既为省材更为携带方便。铸造子牌的母牌应是没有背面虎头的模样。

天云军做为北面直属中央的军种，建制应在太祖时期，“天云军详稳”铜鱼符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此枚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的发现说明辽太祖时期契丹的母钱法翻砂铸造工艺已达炉火纯青地步，契丹人不但能铸造出精美的各式钱币，而且能用翻砂铸造工艺铸造出形神俱佳的各种符牌。

职司符牌是需要量极其巨大的符牌，牌上文字使用契丹文，说明此种文字官兵普遍认识熟悉，否则不会使用它。从而说明契丹文在辽朝并不不象当代所谓契丹史专家认为的那样难认难懂，而是相当普及，基本是识字者就可识可知。

辽契丹文天云军虎头牌雕样的发现，为契丹铸造史、符牌史、钱币史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在揭示契丹文明上将发挥重大作用。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更是鉴证契丹文明的宝贵文物，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我衷心祝贺传江又喜获至宝！

泉痴山人2010-9-23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