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佛教兴起于何时？《辽史·太祖纪》说：“〔唐天复二年（902年）〕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开教”？是“开始允许佛教存在”？还是“开始佛教传播”？应该说《辽史·太祖纪》记的这个“开教”语焉不详，让人费解。因为佛教早在大贺氏联盟时期，遥辇汗国时期就已经在契丹境内流行。许多契丹贵族通过与隋唐朝廷的交往，了解了佛教，皈依了佛教。契丹境内早就有佛寺和佛教信徒存在，这已为辽境内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寺庙遗存所证实。

辽太祖这个“开教”，开的是否是佛教？笔者认为很可疑。因为从辽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佛教用品来看，纯印度佛教很少，多是摩尼、景教、佛教混杂在一起的所谓的“回鹘式佛教”。辽太祖“开”的这个“教”，可能就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回鹘式佛教”。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面“面佛像背阴刻契丹文”金符牌，就是这样的一面“回鹘式佛教”殉葬符牌。它为辽早期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情况提供了实物佐证，为《辽史》缺失内容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这面“面佛像背阴刻契丹文”金符牌，通高135毫米，脊高130毫米，宽103毫米，厚约6毫米，重约352克。黄金质，金锈艳丽结实，包浆自然浑厚，岁月磨损痕迹润泽光滑，无人为之态。牌面作佛龛状，歇山式屋脊上两个象鸟头又似蛇头样的鸱吻相对，屋檐下一长方形边框内，一座六层莲台上端坐一位两臂左右伸出，右手掌手心向下，左手掌手心向上的肥头大耳的佛佗，他头戴一顶似头巾缠绕而成，中间钉有巨大的下三角形宝石的帽子，佛佗身罩套头式长袍，头后身后两层背光。莲台、背光边缘都用短线装饰，似为变形的火焰纹。

这种佛造像在印度佛教中从未见过，即使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也没见过此样佛佗。而这种扮相的佛教人物在辽代器物上却屡见不鲜，如本文所附一辽代金棺上的诸多佛教人物形象，其中与符牌佛佗类似者就不少。这就是说明辽早期佛教确实和辽中后期佛教在教义、教仪上都有所别，前此研究辽佛教的专家学者不知为什么没指出这种情况？难道这么重要的课题不值得研究吗？笔者实在感到难以理解。

牌背作平板式，上镌横二竖三五行阴文，上两行横写阴文可能是古回鹘文或古梵文佛教咒语，遗憾的是，笔者目前还不能完全识译。三竖行阴文为契丹小字，右竖行十二个字汉译意为：“大辽国公，上等令公，丞相大王”，应为官衔。“大辽”为国号，“国公”为爵号，爵位。辽早期亦学唐实行封爵制度，爵位分几等？虽已不可考，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似乎还沿用。“国公”似乎就是最高封爵。

“上等令公”，比较费解，用“上等”修饰“令公”似不合理。因“令公”一词，原意专指“中书令”，是辽以前各朝对宰相一级的官员的尊称。“中书令”没见过分上下等的。这里的“令公”显然不是指“中书令”，而似乎指封爵的“爵公”，因为“爵公”亦可称“令公”。“爵公”分等是各朝惯例，那么说“令公”有上下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国公”应即是“上等令公”，这里强调“上等”，应指正从一品的“爵公”。

“丞相大王”，照理是两个不同的官职，可在辽代大部分担任过丞相的契丹人，都担任过节度使，而节度使来源于原各部落夷离董，“夷离董”旧时被呼为“大王”。所以，“丞相大王”这里应不是实称，而是指此人担任过“丞相”和“大王”两种官职。即相等于契丹人墓志铭中常常用以炫耀自己履历的“使相”一词。

中间竖行七个字，汉译意为：“殡公太夫人（于）辰时”。从中可知被祭奠之人的身份是国公、丞相大王的母亲--太夫人。埋葬的时间为“辰时”。即早晨7-9时。

左竖行八个字，汉译意为：“神册二年一月十日”，是为送殡的时间。神册二年为公元917年。此时间是目前已发现所有契丹文实物资料中，刻制年代最早的时间。

目前此牌提到的这位“大辽国公，上等令公，丞相大王”已无踪迹可考，该人姓字名谁更是难觅芳踪，但这并不影响这面辽早期符牌的特殊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和其在契丹文字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价值。这些实证内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它的铭文证实：契丹建国就有多种国号同时存在。并不象汉文史籍记载那样，一会儿契丹，一会儿辽，而是契丹、辽、天朝三国号同时存在，只不过是一为音译，一为意译，一为本义而已。

二、它的铭文证实：“大辽”国号，不是辽太宗获石敬塘燕云十六州后所建国号，而是辽太祖接受遥輦禅让后，所建三国号之一。取自契丹人滋生繁衍之地，“辽泽”之“辽”，是对契丹语“天神裔族”的音译。

三、它的铭文证实：契丹文字，即所谓的契丹大小字，都不是阿宝机的耶律帝国所创造，所谓“神册五年创制契丹大字”，“天赞四年迭刺制契丹小字”的“神活”，都不过是阿宝机造神运动的一部分。契丹文字应在遥辇汗国时就已经成形并已在契丹各地使用，阿宝机最多不过做了些整理与重新颁布工作。

四、它以形象的图像，证实耶律阿宝机902年的“开教”，开的并不是纯正的中国佛教，而是回鹘式佛教。这是阿宝机利用回鹘佛教对契丹原始宗教萨满教进行改造，为把自已打扮成神的运动的重要部分。

金符牌上述四项功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功绩，是前此所有有关契丹上述四方面汉文契丹文史料都失载或有意不载的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它的价值怎么说都不过份。阐述清这个命题，就是本篇短文论述的灵魂。不知我们是否达到了目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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