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九年三月二十日十七时零五分，

我的父亲，他走了！

我的父亲，他走了，2009年3月20日17时05分，他那颗跳动了87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走得是那么急匆，急匆得五个儿子没有一个人在他心脏停跳时能及时赶到他的身边。据护工小康说，16时40分左右原本安稳卧床的父亲突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护士医生马上抢救，各种急救药和器械一起上，但此刻为时已晚再也难已回天。17时05分，在我儿子、父亲的长孙裴煜赶到病床前时，所有生命指标都已从各种仪器消失。

我是16时50分接到护工小康的报急电话的，我刚从北京前门大栅栏同仁堂买松花粉返回通州家中吃完“午饭”，我不相信小康说的：“老爷子不行了！”的话。因为上午我到医院接替小康让他吃饭时，父亲还很清醒，五弟用水湿润他舌上起的硬苔，问他是不是感到舒服些了？父亲还睁眼说：“好多了！”五弟走后，我和小康一起给父亲翻了个身。小康出去蹓跶期间，我问老爸您觉得哪不舒服？老爸睁开双眼嘴巴张了几张含混地说了句什么话，我根本没听出个数。小康回来，我问他需要再添什么东西？小康说松花粉没了，明天带来就行！我一想明天星期六儿子要替我上医院，松花粉只有大栅栏同仁堂卖，必须今天买来明天儿子才能带到医院。于是，我对小康说我马上去买！走前我特意和父亲打了招呼，告诉他我去买松花粉，父亲清晰地说去吧！

我走出医院坐24路车到北京站，换乘20路车到大栅栏，走到同仁堂二楼排队买完松花粉已经13点多了。向东走路过新华书店，我不由自主地拐了进去。我这个人有个癖好就是嗜书如命见书店必进。正巧前几天我收藏到十几枚古印，家里仅有一本有关印玺的书不足以考证这些古印。进店我直奔收藏类专柜，印玺类专著一本没有，只在《文物大辞典》中发现一章，一套辞典近400多块钱，仅一章有用，买它太不值得。我到书法专柜，见有一本《中国印》的新书，虽不是谈古印的但其对印的艺术论很新颖，于是我把它作为首选，又挑了四本和钱币研究有关的书，《辽金元玉器研究》、《文人怎样玩收藏》、《收藏十三家》、《正反字篆刻字典》一齐买下。这时时间已近14时。从大栅栏走到天安门西，坐上20路返回北京站，换乘668路回通州，到家已16时。老伴一直等我沒吃午饭，见我进门麻溜地煮了锅面条。我照惯例向盼我回来的老妈报了我爸平安，扶老妈在沙发坐下后，才开始和老伴一齐吃饭。边吃面，老伴告诉我三弟妹丁霞和老叔家的三丫头丽萍到医院看爸去了，爸还和他俩说话了呢。因买的点心水果爸不能吃，所以开车送到通州了。

吃完饭，我正翻看新买的《中国印》，小康就来了电话。我急忙穿上衣服，老伴问我拿不拿装老衣服？我心存侥幸，因为已经抢救多次了，每次都化险为夷了，这次估计老爷子也能顺利闯关。就对妻子说：我先去，不行了，再叫裴煜给送去！谁知下楼刚走了十几步，医院肿瘤科李主任从病房抢救现场来了电话，告诉我老爷子已经走了，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医院尽了最大努力，令人遗憾地是也没能挽救老爷子生命。他瞩咐我一定带上装老衣服。犹如一记重锤，李主任的话把我的仅存的一点念想砸得粉碎，眼泪一下子冲了出来。我踉踉跄跄跑回了三楼家中，告诉老伴这一噩耗，并让她赶紧收拾爸的装老衣服。为了不教患精神障碍的母亲听到这一消息犯病，我把她搀回了自己屋给她脱了衣服并服侍她躺下，顺便偷偷地把消息通知了几个姑母。

老伴把事先准备的装老衣服包了两个包，顾不上清点，我拎起包就冲出了家门。这时外面已经擦黑，碰见几辆出租司机都不拉。在小区门口我叫了辆黑车，讲好车费60元。路上，我先后给区设计所陈启明主任，区政协办公室，区规划局，区组织部打电话通知了他们父亲故去的死讯。车到四会，道路开始了壅堵。车一点点挪动，我的心一点点收紧，不由自主地回梳起父亲住院九个月以来的情况……。

零八年七月八日父亲咳嗽加重，发热不止。而自五月底已感不适正每天打点滴清血的老妈也突然加重，半身不会动严重中风了。那天我正在北京办事，妻子被俩老人同时发病吓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多亏了我儿子往家打电话知道了此事，打了120并通知了住在市内的老叔和碰巧也在市内老房子干活的四叔。老四老五及侄儿加上我儿子，和赶到的救护人员七手八脚把俩老人一齐送到了潞河医院急诊。我赶到时，俩老人都在打点滴。母亲瞅着稍轻些，父亲较重。于是，当天安排父亲住了院。母亲打完点滴，当晚回到了家中。谁知第二天，母亲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九号这天也住进了潞河医院神经内科。俩位老人的同时住院，护工费就每天170元，给我和老伴的压力也增大许多，弟弟们都住在市内不能天天来通州，我和老伴要每天分别给二老送饭和替换护工吃饭。为省钱和时间，每天我和老伴都蹬半个多小时三轮车去医院。

老爸的病，全家人以为是他连续六年每年惯患的肺内感染又发作了，谁知在医院体检时竟查出了肝部癌变，三弟不相信医院的检查结果，说是肝囊肿八年前就发现了，为此他和医生吵了好几次。确诊肝胆管瘤的检验单没教我爸看，被我藏了起来，只告诉他没事，就是肺内感染。父亲的主治医生杨向东大夫在征求我和几个弟弟的同意后，给我爸做了介入治疗。从大蹆根动脉直接送药到肝肿瘤中。经过二十几天的每天八-十袋点滴的治疗，老爸的肺内感染得到了控制，为节省护工费，在老爸的多次请求下，医生同意了他出院的请求。八月一日老爸回到了家中。

老爸回家省了护工费，却加重了我和老伴的负担。我在家护理老爸，老伴跑医院回来还要做饭，而且要做好几样饭。老妈要吃流食，老爸要吃软食，我爱吃面食，儿子爱吃米饭。老人行动不便，衣服常粘屎尿，必须及时换洗。把我老伴忙得一天脚打后脑勺，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老伴患有严重甲减和血小板极低等病，鼻子三天两头出血不止，药一年到头不敢断。但除了我多干些扫地擦桌子的小事，我帮老伴做什么事她也不让我做，她说：你个半拉人（因我十年前曾患中风半身不遂，留有右手脚不灵的后遗症）我可不敢让你犯病，你还是歇着吧！

八月八日，老爸肺病又犯并伴高烧再次住进潞河医院。这次住了十二天，大夫检查了老爸做的介入治疗情况，发现肿瘤没有任何变化，就决定暂停二次介入治疗。八月十九日老爸二次出院，但被要求二十天后回医院再复查。这时住在神经内科的老妈因病恶化生命垂危，已于八月十三日转至北京市内宽街的北京市中医院。老妈在中医院得到了较好的治疗，经23天的治疗，脑栓塞基本治愈，但留下了必须终身服药的脑萎缩和器质性神经障碍两种后遗症。

九月五日老妈出院和老爸团聚了。但此时的老妈已变得行为乖张，头脑混乱，不断做出怪异行为。往床上拉屎拉尿，动手打人（打了我爸俩嘴巴），胡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如老头和小保姆有孩子了，媳妇偷她东西了等等。我和老伴把一切危险物品，刀剪锥针，衣架氧气瓶都搬到我的屋内，以防万一。我和老伴分工一人负责一个老人。我负责我爸的吃药（一顿要吃十几样）穿衣吃饭和擦屎擦尿，老伴负责我妈，始终保持被褥清洁，让二老吃好饭吃好药。

十月十日按潞河医院要求，老爸重返肿瘤科复查。复查结果很不理想，肝肿瘤不但没缩小反而加大了，更可怕的是结肠和肺都发现了占位（有物体占据了正常器官的位置）。原准备做的二次介入疗法不得不取消，转而采取保守治疗。由于三弟坚持认为老爸患得是囊肿不是癌。我和弟弟们研究，出院到协和医院给老爸好好检查的计划。

十月二十七日从潞河出院，二十九日住进了协和医院观察室准备进行全面检查。然而，协和医院乱糟糟的管理，三天竟没查上几项的情况，使我和弟弟们都很失望。考虑到观察室上百人同居一室的恶劣条件对老爸病情极为不利的现实，不得不中止检查将老爸送回家中。十一月三日老爸突然病重，在和弟弟们商议，三弟提出将老爸送往此京军区总医院的建议后，于四日早将昏迷的老爸送到了位于北京东城十条的北京军区总医院急诊科。抽血化验时，老爸的血管已经干瘪萎缩抽不出血来。最后采取大腿根动脉抽血的办法才勉强抽了几试管血。检查后急诊医生请肿瘤科王飞大夫会诊，当即拍板收留住院。在点滴两瓶药后，老爸苏醒了。因等床，当晚就住在观察室，由三弟陪护。第二天（十一月五日）老爸正式住进了肿瘤科二病房四床，主治医生王飞。王大夫、李主任根据潞河医院的病历和我爸高龄体弱的情况，制定了一个尽力延长生命减少病人痛苦的保守治疗方案。当征求家属意见时，我和弟弟们都表示了对方案的支持。

此时的老爸对自己的病情仍一无所知，还认为自己不过是患了肺炎，住个十天半月就会回家。在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下，在09年元旦前后至春节期间，老爸身体有了很大起色，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思维更加敏捷。以至我和弟弟都不敢再相信潞河医院的诊断。当医生告诉我这不过是一种癌症发作前的假相，是身体长期亏耗后突然集中补充大量营养时的正常反应，我还将信将疑。

住院不到一个月，老爸就要求出院。怎么劝，什么人劝也不行！一天他闹得太厉害了，老弟弟把他患癌症的底一下子抖落了出来，说：你想活就安心地在医院治疗，不想活就回家！老爸自那天起再也不提出院回家的事了。二月中旬的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肚子里的的瘤摸不到了，他拉着我的手在原来长瘤的位置摸，原来鸡蛋大的瘤确实摸不到了。我高兴地对他说：我去对大夫说去，如果情况属实咱们就回家。王飞大夫听我说完，苦笑着说：那怎么可能，他是因长期卧床，肿瘤在重力作用下挪移了位置。老爸知道实情后，自那天起再也没有了笑容。

因为医院的饭和外买的饭父亲都不能吃，所以要每天家中特做些营养流食送去。因二弟是水利部水保首席专家，整天飞来飞去到全国各地审批项目讲学，送饭根本不能指望他。三弟是个旅行家，长期在全国各地旅游，让他到医院送饭也是异想天开。四弟长年在报国寺摆摊，近来又患了腰间盘突出症，送饭也难上加难。老弟弟近年得了心脏病，年前住了一个月医院，让他天天送饭也是勉为其难。幸好还有我这个“半拉人”，身体恰需减肥锻炼，又赋闲在家，所以送饭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两天大礼拜，由儿子替我，偶而老疙瘩也替我一两天。每天从通州杨庄到医院快要一个半小时，遇上壅堵三个小时也有可能。除了倒一次车还要走三段约四里的路程。因为肥胖走路时心脏负担忽然加重，胸痛，心悸时常发生。然而我坚持走过了这136天，终于把老爸安详地送到了天堂。

在父亲清醒的日子，他把身后事做了安排，在财产分配上费尽了脑筋，他从每个儿子的经济状况和能力出发，不搞平均主义，有轻有重，尽量做到相对公平。对老妈的安排，更体现了他对妻子的真爱。他多次告诫我对老妈一定要好，让她愉快地多活几年。在他逐字推敲的遗嘱里，他深情地要儿子们要将眼光放远，团结成一体，让这个大家心不散。他和我一直谈他右派假案的事，他说这是一件让他死不暝目的事。二十二年的冤屈，岂能就一个没给他定右派！能打发的向题？说法可以不去讨，二十二年的工资难道让大风刮走了？你要替我讨回个公道！他授权我继续替他讨公道……。

“先生，总院到了！”司机的一声唤，把我的回忆打断。给完车费，当我跑到病房时二、四、五弟全家及三弟媳都已来到。我儿子已把擦洗身体的大桶白酒买来，我请护工给老爸擦洗身体后，与三个弟弟一起给老爸换穿了衣服，所有衣服和鞋都是老爸生前亲自选定的。我儿子又按民俗买来头枕脚枕及嘴含的响铃手攥的金银锭，一切穿着完毕已经八点多钟了。在一片哭泣声中，老爸被送进太平间冷藏库中。我连夜和八宝山殡仪馆商定了办理租用告别大厅、告别仪式、火化、“上墙”（师地级干部骨灰安放叫“上墙”）等事项的日期、程序。走出殡仪馆，十点多了，望着满天星斗，仿佛看到老爸那深邃慈祥的目光，那么专注地看着他那己过花甲的儿子，盼着他把当家的重担担好，去了结他心中郁结的心事……。

200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