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大康通宝背契丹小字大钱考

笔者近日获藏一枚辽代大康通宝背铭契丹小字大型铜钱。锈色斑斓，根深入骨。一眼开门，辽风婉然。钱径67.69毫米，重78.2克。此钱珍奇之处在于一枚钱上同镌两个民族的文字，这在辽代年号钱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中国方孔汉文年号钱中最早镌铸少数民族文字的钱币。它上承唐开元通宝背镌突骑施文与粟特文的传统，下开宋、金、元、清、民国等朝代两种以上民族文字同铸一年号钱的先河，在东方钱币史上应留下其光辉的足迹。

该钱钱文大康通宝四字与辽庆陵永福陵（道宗陵）出土的折五型大康通宝银钱钱文同出一手。不同的是大铜钱钱文接郭连轮，银钱钱文离郭。铜钱“大”字更端正，不象银钱最后一笔捺折挑起。“康”字第一笔，铜钱比银钱更鲜明地把银钱的横点写成短横，并和穿出厂头的隶字中竖相接。广厦内隶字下水右两笔撇捺又粗又长，左边第一笔应左高右低的斜横，被写成左低右高从下向上的横，而第二笔斜撇竟被写作大顿点，并远离中竖远远地点在了隶字的竖钩旁，真让人匪夷所思。“通”字，铜钱甬头写作一大横，走之写作四笔，走之头写成一巨型半月，直伸到宝字贝足下。“宝”字，铜钱与银钱相似，均为穴工尔宝、方贝左挑足。钱形整体工整稳重，古朴拙趣，书法与刀工均属上乘。宽缘中郭，粗犷大气，辽韵盎然。背穿上镌一契丹小字，似为“凣”与“亦”两个“原字”组成。这个契丹小字意义为何?笔者查了许多资料也不得要领。在百无聊赖、郁闷异常的时候，笔者早年收藏的一枚金代银鎏金符牌却意外地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枚金代符牌上镌有契丹小字与汉字对译的铭文：“天眷元年，太子少师龙虎卫上郡大将军”。其中契丹字天眷元年的“元”字与大康通宝背镌字一模一样，从而确知钱背的契丹字为契丹小字“元”字。进而得知这个契丹小字“元”是元年的“元”，是纪年用的“元”，大康通宝背上的这个契丹小字“元”亦应该是纪年用的元字。这个契丹小字“元”，应是记录这枚大康通宝是大康元年铸造纪年款。查目前已知资料，可以知道这枚大康通宝背纪年钱是辽代年号钱中唯一的一枚纪年年号钱，也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枚纪年年号钱，更是中国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纪年的钱币。

这枚背纪年的大康通宝大铜钱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样又大又重的钱，肯定不会用于流通，不会是行用钱。从形制看，它不具备厌胜钱的特征，肯定也不会是厌胜钱。在缺铜和铜禁大开的大康年间，善理财经的道宗肯定不会允许用稀缺的铜铸又大又重的赏赐钱，赏赐宫钱的推定亦应排除。剩下的唯一可能，即钱监用钱。开炉、庆典用钱，照例应铸纹饰，而此钱仅镌一纪年“元”字，所以它不是开炉或庆典钱，而应是一枚特铸的钱库用镇库钱。这恐怕是同钱文行用钱不见背纪年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不见大康二年以后的纪年年号钱?一是尚未发现，二是可能根本未铸。还可能是二年始政冶经济形势发生了突变，已不宜或顾不上铸纪年年号钱了。查《辽史·帝纪》和《辽史·食货志》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史实，从圣宗开泰至道宗清宁年间“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从史推知，道宗朝清宁至大康年间朝廷钱库仍应有圣宗、兴宗甚至前此各代辽帝的存钱。为区分历朝历代钱，各朝钱库（柜）都应有自己的镇库钱。在清理整顿历代钱时，为记住清理时间，特铸一种铸有纪录清理年份的纪年年号镇库钱，应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把这样一枚纪年年号镇库钱悬挂在钱库或钱柜门旁，该库（柜）是否清理过，则一目了然。大康通宝背元纪年年号镇库钱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特铸的。大康元年末皇后被诬自杀，天灾频临。二年灾情更甚，三月皇太后崩。三年皇太子被废并被盗杀。灾害遍布天下，直到大安年中始得平息。内乱、天灾使原本殷实的钱库迅速变空。钱炉日夜鼓铸，仍不足于用。空空钱库不需再清理了，所以也不再铸纪年年号镇库钱了。

以上是笔者根据实物推测臆断之语，尚须得到史料和考古发现的进一步印证。列位泉友感兴趣的话不妨姑且把它作一参考，在收藏辽钱实践中修改补充。

总之，大康通宝背契丹文纪年大钱的发现是辽钱研究中值得庆幸的事情，是重新认识辽钱的一个契机，它可能会化作一股和煦的东风把辽钱神秘的面纱彻底揭开，让辽钱那美丽容貌和身姿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泉痴山人200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