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官印研究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中国使用玺印，始于商周，盛于秦汉，成熟于唐宋，有着悠久的历史。玺印的形制，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对古玺印的摭拾成谱，始于明代；殆至清末，盛极一时。同时出现了官印专书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十七卷；吴式芬、吴大澂皆以收藏金石、玺印闻名于世。

对西夏官印的收集和研究，是与西夏学的兴起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就有著录，如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录有3方，但因不识其字，不知其为何印。最早认识西夏官印并进行摭拾和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收录2方。1925年，出现了第一部西夏官印专书——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已达33方。此后，王静如《新见西夏官印考释》、刘体智《善斋吉金录》、李培基《古鉴斋印谱》等著作中皆有收录。1982年，罗福颐集国内文博部门者37方，录自旧谱者37方，录自日本太田梦庵《枫园集古印谱》者18方，来源不明者5方，总97方，编成《西夏官印汇考》，为当时集大成的专集。

需要说明，上述著录，多为传世品，罕见出土者。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1978、1979年，东胜、准格尔旗各出土一方。据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一文统计，各家著录及各地文博等部门收藏总计已达130余方[1]。此后，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内蒙古准格尔旗，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估计约有150多方。这些官印，皆为铜质、方形。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早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就根据译释年款，“考之宋史”，“订正其误”；王静如、罗福頤，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乃至民族的新资料。然而，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从清末到70年代，未见有涉猎者。

那么，是谁揭开这一谜底的？笔者1983年撰写《揭开西夏官印之谜》一文时[2]，曾闻“首领”二字，是黄振华先生译释，并写入文中。后见白滨文章，对此更有准确、具体的说明：“70年代初，黄振华从西夏文官印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等西夏文楷书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九叠篆书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他并对其所见72方西夏官印试为译释，撰成《西夏官印集释》一文，这是对西夏官印印文篆书最早的探索。”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是很了不起的贡献。其后，李范文先生结合西夏陵出土残碑篆额的复圆与译释，苦心钻研，反复对比，对四字印、六字印进行了译释，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撰成《西夏官印考释》一文[3]。尽管对其译文，学界尚有岐见，但可成一家之言，也难能可贵。

以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对西夏官印制度进行研究，是西夏官印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各依司位、官品等之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4]。孔云白《篆刻入门》说：“隋唐以来，各以印之方长厚薄分寸大小，以别官职之尊卑，品级之高下。非若汉仅以纽授为别也。”从上述记载看，在等级观念上，汉夏官印所体现的是完全一致的。另外，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都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学者们在看到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的同时，还看到了西夏官印显而易见的特点。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5]。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但“首领”姓氏和年款为授印时所刻。值得注意的是，印背不镌刻任何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更是显示其权威的一种表现。这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

从现有资料看，西夏官印最早的是崇宗天祐民安六年（1095），最晚的是桓宗纯祐天庆八年（1202）。笔者著文时曾提出：为什么没有崇宗以前的，桓宗以后的西夏官印？难道崇宗以前没有用印之制，桓宗以后用印之制又有改变？据白滨研究，从宋元丰四年到八年的4年期间（即西夏惠宗秉常大安7年至11年，1081—1085），宋夏六次战争中，缴获的西夏“铜印”约30方，说明“西夏惠宗秉常时已铸官印，而且数量不少。”然而，这一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为何没有惠宗以前毅宗等朝、桓宗以后襄宗等朝官印的发现呢？另外，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按说，其形制应大体一致，但现在所见，其尺寸大小，边框斜直，皆有差异，特别 “首领”二字，字字篆法不同；这是何因，尚难作出科学解释。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西夏官印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进展。

刻有西夏文字的西夏铜牌、铜镜等也很重要，这里附带一谈。

西夏铜牌多为传世品，可分为三类：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鐫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可能与辽国“敕马走牌”一样，是皇帝亲授处理军国重事的凭证[6]。2、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3、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

此外还有：1、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咒语“唵嘛呢”三字。2、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 六字真言。这些器物，似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小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7]。此小刀，或即西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2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本节所引材料，分别见卷九第319页，卷五第244页，券十七第548—549页、616页、529页，卷七第287页，卷十三第453页等。

[22] 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23] 见《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2期

    [24] 见《宁夏社会科学》1982年创刊号。

[2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官军敕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58、359页。

    [26] 古代玺印纽上穿孔，为系授佩带，并以纽授的不同，“以别官职之尊卑，品级之高下”。后来官员坐堂办公，官印形制渐大，实际上已无佩带需要，穿孔遂失，印纽也变成印柄。

[27] 缩印本二十五史《辽史·仪卫志》卷五七，页680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28] 《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