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中国到“绿色”中国 

    编者按：本文为新作《中国需要工业精神》原书稿第六章《持续发展观》中的第5小节，出版社在编辑和审稿中出于某种原因删节，现以博文发表，辅助阅读。

    虽然提倡和宣传环境保护已经很多年，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上上下下透露出来的信息仍然表明，环境保护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个目标要齐头并进。然而，这种并驾齐驱的情况只有建立在能源更加高效利用的基础之上，当能源的利用还很低效、经济增长还很粗放时，上述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急需一场环境意识的思想大解放：从GDP中国向绿色中国转变。否则，中国将很可能陷入经济停滞和衰退之中，更难以在21世纪重返世界最优秀国家的行列。

    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仍处于向工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独特的环境问题和压力。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路数已被证明不可使用，现成的模型或者现有的理论基本上诞生于发达国家，也难以适用中国。如何突出重围？首先自上而上更新既有的环境观念，然后再在环保制度上取得突破，或许是一个办法。而环境意识的更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考虑长远利益而放弃短期利益，一是考虑公众利益而牺牲企业利益。基于这两点，环保意识的更新应当突出如下几点：

    遏制化工等重度污染行业的发展。中国近年的环境污染事故大多与化工产业相关，而且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会延续五、六十年甚至更长。很多工业国家的教训表明，化工原料的堆积和渗透，使得开发起来既危险又昂贵。虽然通过禁止某些化工原料的使用、制定限制标准以及提供透明可靠的化学物生产和废气信息，可以减少部分化工行业的污染问题，但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国家还在承受五、六十年前的环境污染代价。在欧洲，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时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随着欧洲各国政府环保部门的建立、相关环保法律的制定以及大规模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环保运动的兴起，化工企业的污染丑闻不断见诸报端，有的被送上法庭受审，有的被罚款，有的企业主被刑拘甚至坐牢。来自法律的监管，加上来自员工、消费者以及政府的信任丧失，这些企业对环境信息和污染行为更为谨慎，大多投资者在失去经营信心之后，干脆关门转行。欧洲国家的教训和做法值得借鉴。政府也好，投资者也好，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放弃污染行业的投资，至少要提高污染行业投资的成本，在污染排放和治理上加大投入。毫无疑问，这种环境意识的转变，必须伴随着短期效益的损失，但带来的是长期的利益。

    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在工业化转型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无与伦比。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粗放，高速增长给中国自身以及全球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美欧近几十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获得的成效，如果说与制度的变革密切，那么密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匀速、缓慢的增长更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中国的增长过于快速，对环境的破坏能力也非同小可。当然，各级决策者都有担心，最担心的是GDP放缓对就业率的影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就专题研究过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并且得出了一个比例数据，在环境、能源和可持续的压力下，就只能从第三产业的发展上寻找出路，也有人提出从降低日工作时长的方式来缓解就业率下降问题。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以放弃环境为代价保证GDP增速。如果从政府到民间在这一点上不能形成共识，那么环境保护只能是天方夜谭。

    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过去一直认为，欧美工业化国家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因而很多人也一直认为，可以仿照这个欧美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先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等经济发展了，再腾出精力来治理环境。事实上，欧美国家并非完全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数，其环境的良好治理也未必依靠的是经济发展。美国的污染产业大规模转移出去之前，国内的污染已经在下降。研究表明，美国在治理污染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的是来自政策因素而非经济实力的强劲，更非污染企业和产业的转移。欧美国家在环保政策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透明度、清廉以及公民权利的运用。对于中国来说，伴随着资源和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以及公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固然要创新，要寻求资源的更高效利用，依赖于政府的清廉、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未雨绸缪，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政策，预防环境污染的产生，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的环境意识。

 

《中国需要工业精神》选载（一） (2012-07-16 15:13:26)

[转载]新书《中国需要工业精神》发布 (2012-07-13 17:43:24)

工业化的灵魂 (2012-07-02 18:0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