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师对社会要有所担当

前天在沈阳北站候车回京。

车站正在改造，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像战时外逃的乘客在被工程护栏隔得七零八落的站前广场上乱窜，从每个人脸上读到的只有匆忙和无奈。周边的小旅馆的钟点房和小餐馆的快餐生意极好，服务员对顾客爱理不理，因为忙于收钱而疏于清洁卫生。

其实，你能说这不是中国的缩影？

世界工地的中国每一处都是脚手架，楼房比庄稼地的稻麦长得还快，难以同步成长的是国民素质。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素质与三十年前无异，甚至更为糟糕，因为那时还有政治帽子的威慑，还有盲目的信念在支撑，如今都在学伟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底线都没了。

国民素质的改造和提升靠什么？有三：一是国家法律，像新加坡建国之初一样整饬秩序，改造国民，十年之功可见奇效；二是社会教化，即如严复所主张的“为今之计，唯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三是个人自修，大约古代圣贤“修身齐家”的用意。此三策，前者需要政府吏治廉明来保证，后者需要社会环境相同步，故“从教育着手”是唯一可行的，且刻不容缓。当然，这个“教育”不止于学校教育，社会资源办培训即属此类。

想起张群称颂为“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的卢作孚，这位晏阳初赞为“完人”的卢作孚80年前在重庆北碚所做的“乡村现代化”实验，新增的建筑物少得可怜，但使北碚人“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因为卢作孚认定“建设的第一桩事，是把人建设起来”。

虽然，今日的培训师再难像“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的武训那样，三十年的乞讨所得修成三所义学；但培训师把培训只看成一份工作是不够的，如把培训看成一种生意那就糟透了。机缘偏得，让我们这些培训师站上了比大学教授更大的讲台，产生了比政府官员更广泛的影响力，于是“责任”一词变得沉甸甸起来。

今日中国各业的培训师，需要走出利欲，勇于担当。

                 (先发感慨，改日再续《提成制是管理者的懒惰》。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