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没有管理学（续）

前文说到，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没把经济、商业管理当作什么学问看，不可能为这些雕虫小技来洋洋洒洒地出专著。古人把著书立说看得很严肃，“立言”是和“立功”、“立德”并列的，不会写不成熟的东西，更不会写没有价值的东西；不像今天的我们这些人，谁都写书，出版大量的文字垃圾。

中国文字的“研究”二字，“研”的文字原意是把石头片子破碎，“究”的原始意义是把洞穴凿得很深。因此，在中国古人看来，研究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事情进行深入分析和细化解剖。

中国古人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从中医的脉络上最容易体现出来。中医对生命的干预，其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因此，中医立足生命系统，讲求整体和宏观，不可能简单地解剖局部，控制一方。中医用药也分三种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气化神，以神还虚；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中医有神治、气治和形治”。所以不拘泥于定量分析，爱好取象类比、领悟系统原理。

对于国家治理就更是要从宏观考虑了。《易经·系辞上传》上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那个时候的“国”是指诸侯国，相当于一个省市，放眼全人类才是“天下”，所以，只有对天下苍生都有益处的工作才算得上事业。这样一来，做点小生意、开间小作坊、折腾一点买卖，就自然不算什么学问。看看古代史书描写经商的和手工业、服务业者，“掘冢，奸事也”、“博戏，恶业也”、“行贾，丈夫贱行也”、“贩脂，辱处也”、“卖浆，小业也”、“洒削，薄技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之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国古代一向是轻视商人、抑制商业的。

“商人”一词的来历就很含贬义。周朝开国之初，打倒了的商朝地主阶级不仅被没收了财产而且剥夺了打工的权利，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搞起长途贩运获得一点地区价差和物流费用来养家糊口。当时，没有经商的一业，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个行业的人，但因他们本是商朝留下的遗老遗少，就称他们为“商人”。在学而优则仕、重农抑商的古代，有能力写文章的人，怎么会低身去讨论什么经商的话题呢。

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事业是以人为起点的，首先是人的改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事业也是从人的自我修炼开始的，而且认为治理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的原理是一样的。中国古人做学问就会着力于人的思想形成、做人态度、处世方法的研究，留下的论著与管理学相关的，大多属于今人所谓的“人力资源”层面（参看 2008-07-08的博文《先贤古训之察人用人育人》）。即便是管理思考，也多散见于一些古代管理者的笔记体的文章和著作当中，是作为个人零星的感受和感悟写下来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强调感、知、悟，尤其是悟思与感思。

先贤古训之察人用人育人

中国历史上没有管理学

从启功讲书法中参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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