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是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都是人本身，而整个自然环境只不过是这一出宏大戏剧的舞台背景罢了。但随着人们逐步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深入了解，这种认识也渐渐起了变化。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结构性长期约束历史进程的倒是例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看起来没有主角但却更深层的因素。确实，如今无人能够否认，气候和环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它的微妙变动正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活。纵观世界历史，在每个决定任何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关键拐角处，背后都离不开气象躲在幕后的暗箱操纵，每一个气象细节都会带来致命的蝴蝶效应，在一瞬间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进程。气象给世界文明如此举足轻重一锤定音的最终审判，让芸芸众生仿佛都受到了上帝耶和华的愚弄。

1972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该研究将整个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采用了四种相应的分析方法。（一）前3000年到前1000年，他称之为考古时期，主要使用了比如西安半坡遗址、河南安阳遗址的考古资料；另外，他还运用了殷商时期很多求雨甲骨文上的记录；（二）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他称之为物候时期，主要运用的研究资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史书记载中有关物候方面的文字记载；（三）1400年－1900年为方志时期，主要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广阔范围内的方志资料；（四）1900年直到1979年为仪器观测时期，他主要是在清代的雨日记载、1867年－1927年俄罗斯科学院在北京建立的气象和地磁站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从气候变化与相关朝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看，夏、商、周、秦、汉、隋、唐等朝代总体上属于温暖时期，其中商朝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温暖期中间的寒冷期。从北宋开始，南宋、西夏、金、元、明和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属于寒冷期。就公元11世纪后大部分处于较冷期的朝代而言，南宋、明朝中后期（1540年后至1620年）、1750-1850年又属于寒冷期中相对较温暖的时期。

那么，蒙古帝国崛起时的欧亚气候是什么样的呢？有人认为，应该是寒冷的气候推动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因为气候变冷一方面会导致草原生态界限向南推进，扩大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寒冷气候导致的亢旱或雪灾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从7世纪到11世纪，进入相对暖期，称中世纪暖期。根据丝绸之路的丰富文化遗迹，可推断当时那里至少是草原环境，而非千里荒漠。13～14世纪到19世纪，普遍出现了降温现象。这一趋势在17世纪达到顶峰，被称为小冰期。这是自全新世高温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全球性气候恶化事件。据历史记载，福建的荔枝在这期间曾两次被全部冻死，杭州的降雪终日比现在晚14天，天山的雪线比今天低200～300米，北京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而北大西洋的表面水温则比今天低5℃以上。这次小冰期使欧洲食物短缺，多次大灾害。曾经繁荣一时的格陵兰岛也再次沦为荒无人烟的冰雪王国。

    有人认为，当时的气候应该是温暖的，而寒冷则阻止了蒙古帝国的扩张。

    《台灣醒報》曾发文《成吉思汗西征，氣候暖化是推手》说：地球物理學家的研究指出，成吉思汗征服歐亞的霸業，可能得歸功於全球暖化！在過去，一般印象多認為乾旱和嚴寒，是促使蒙古人在11世紀向外擴張的主要動機，但真正的史實可能正好相反。根據西維吉尼亞大學的赫森博士與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佩德森的研究指出，蒙古高原的氣候在11世紀初期「可能進入千年以來最溫暖、潮濕的一頁」，而宜人的溫度與豐沛的水草，不但讓各個部落人丁勇壯，牲畜、戰馬的數量更也是繁茂充足。

    赫森博士指出，我們在成吉思汗的舊都—和林北方，找到一片保存良好的熔岩地，並尋獲許多狀況良好的古木與植物標本。由於植物很難在熔岩地上吸收土壤水分，因此科學家們才能藉由年輪寬度，準確地判斷過去的降雨趨勢。藉由這批植物樣本的年輪與時代，研究團隊發現，自1208年開始，蒙古的溫度和降水明顯增加，氣候暖化的證據也相當直接。同時，研究團隊也在同區標本中，發現大量的小莢孢腔菌。赫森說：“這種真菌多出現在草食動物的糞便中，也因此我們更能大膽推測，11世紀初期的蒙古草原，牛羊牲畜更是繁盛肥美。以此为基础，一名蒙古戰士至少配有10匹戰馬，牛羊牲畜更是部隊重要的移動糧食。而氣候暖化下，成吉思汗麾下更能牧有大批牲口，才讓蒙古鐵騎擁有前所未見的機動戰力。”

    总之，蒙古草原自1208到1258年間氣候相當溫暖，而成吉思汗在1206年統一蒙古後，也正好趕上這波暖化的順風車，讓國力大增的蒙古汗國，得以自1218年開始大舉發動3次大規模的西征，風馳電掣的鐵騎大軍更是將疆域擴張至整個歐亞大陸。

    暖化在1258年蒙古火山大爆發後停止，蒙古也隨即進入小冰河期，而汗國發動的第三次西征也於1260年告終；4年後，元世祖忽必烈更把國都從和林南遷往大都。

2013年，《解放日报》报道的《气候变化怎样影响人类历史走向》一文说：决定骑兵胜败的最基本元素是人类最早也最忠实的朋友——马。马虽然带来了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但是马的生理特征也决定了其致命的弱点。马和牛不同，在牛的消化系统中有一个瘤胃，这使得牛可以比马消化并且储存更多的蛋白质，而马因为没有瘤胃，不能反刍，对营养的消化和吸收都不太好。这意味着马必须有充分的草料保障。但是从1260年到1368年为止，蒙古草原变得非常寒冷，尤其是1260年气温突然下降，接下来的二百年里气温依旧如此。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四周又有山地高原阻挡，湿润的海洋气流本就难以到达，因此只要气流遇阻，干旱就会来临，经历一个寒冬或是干夏，就会有很多马匹死掉。蒙古草原上气候的变化悄无声息地介入了历史，这场降温几乎毁掉了整个草场，西征的拔都和他的蒙古骑士们不得不放下刀。他们原计划入侵奥地利，毁掉维也纳，然后沿着德意志的各个公国推进，继而将进攻的矛头指向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谁知天意难料，气候变化的威力胜过千军万马，严寒让蒙古人的野心遭遇了创伤。

    其实，气候与蒙古帝国扩张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人也可能对气候变化做出某些调整。王铮等学者研究指出，1230-1260年代的气候突变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变化。在2000年中，中国以1230年为界，前期较温暖，后期较寒冷。

 




 
王会昌在《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