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屠城，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屠城政策是种族灭绝吗？屠城首先表明了屠杀的范围是城市，而不是整个种族。我们可以列举很多遭到蒙古帝国屠城的城市，但与此相比，未遭到屠城的城市数量是不是更多呢？至少种族灭绝是不可能的。这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希特勒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而成吉思汗的标准则是某个城市的投降还是抵抗，而不是全体穆斯林。而且对南宋而言，蒙古人的屠城也没用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么厉害、惨烈。宋将吕文焕在襄樊保卫战中抵抗元军达五年之久，杀伤众多元军，投降后不仅没有被杀，襄、樊二城也没有遭屠城。四川合州军民曾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1259年蒙哥汗在率军攻合州时也被炮石击伤而死。但是1275年合州投降时，忽必烈却下令赦免了合州城中的居民。元军攻略南宋的轻杀束掠的政策，使得杭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区“九衢之市肆不惊，一代之繁华如故”。

    那么，蒙古帝国对进行抵抗的城市实施屠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从军事角度出发，分析其战略目的。定居民阻止敌人有高墙，而游牧民的生活地带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场茂盛的大草原，是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如果说成吉思汗在东伊朗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

有人从人格的精神分析出发，指责成吉思汗的独特性格，即在征服者集团内部加强同仇敌忾的奋斗信念。同样将征服世界者作为理想的希特勒给我们了这点启发。《德国反犹史》在第341-342页告诉我们，1934年，一本名为《成吉思汗，来自亚洲的风暴》的书在德国出版。由于畅销，所以在第二年，该书的续集《成吉思汗平生轶事》出版。希特勒应该读过这些著作。通过这些书，希特勒意识到，“正是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杀过敌人的事实把人们都紧紧地聚集在领导人身边，彼此相连。由于手上都沾上了敌人的鲜血，杀人者就不会轻易地倒戈投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难被宽恕。”这就大大增强了“歃血为盟”的信念，加强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这是希特勒的这个战争疯子的偏激认识，那么成吉思汗真的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历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成吉思汗童年的经历，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可能会得到些什么。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述，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悍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抛弃他的家族，至亲的别克帖儿没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所有这些使得他对视血缘关系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草原社会习俗心生厌恶。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他不再依凭血缘关系来分辨敌友，他更加重视的是朋友间的忠诚，就如博尔赤和者勒篾，虽没一点血缘关系，但他们却忠诚不贰。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人，而不再根据他们的血缘纽带。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这些环境塑造了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而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后来又投射到他的东征西伐中去，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

    谋杀别克帖儿表明，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夺回孛儿帖后，《秘史》说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铁木真似乎很满足于接受札木合的领导，并向他学习。但是对于一个宁愿将自己兄长杀死，也不愿受人控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这样的安排都将无可避免地使其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草原社会等级传统也就开始起作用了。

    在亲属等级制度下，每个世系都被称为一种骨头。血缘最近的、不得近亲结婚的那些世系，被认为是“白骨头”世系。可以互相联姻的、关系较远的亲戚则被认为是“黑骨头”世系。由于他们全都相互关联，每一世系都宣称其祖先来自某个重要人物，但这种主张的说服力得依赖于他们所展现的能力。铁木真和札木合是较远的表亲，但骨头不同，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同一位女性，而这位女性又有两位不同的丈夫。札木合追溯他的祖先是她的第一位丈夫，是草原上的牧人。铁木真追溯他的祖先是一位森林猎手，在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被称为“莽汉孛端察儿”，他将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死后，劫走了她。按照这种血统，札木合得以宣称他的世系更高等，因为他的祖先是初生的长子，并且其亲生父亲是草原牧人。必要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在草原社会中常常被用来强调联合，但它们同时也有可能提供了仇恨的理由。在铁木真与札木合的关系中，有关他们亲属关系的故事同时具有这两种作用。人们大多可以普遍地通过虚构的血统关系，而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的言说，来实施自己的社会主张。

只要铁木真是札木合集团的一部分，札木合家族就处于白骨头的地位，而铁木真家族则是其远亲、是黑骨头亲戚。只有他亲手建立起自己的群体，而且使他的世系处于中心位置，他才可成为白骨头。当铁木真接受了札木合几个月的领导之后，《秘史》里的叙述表明，札木合开始很少将铁木真当作“安答”对待，只是将他当作小老弟；而且札木合还强调自己的氏族源自于他们共同祖先的长子。正如在他自己的家族关系内已经证明的那样，铁木真不是一个会接受被长期当作位居人下者来看待的人，很快，他便不会再接受这种情形。

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尔人。他打倒了蒙古人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他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视频：希特勒心理大揭秘

    有人从地理环境的变化，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对于华北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格鲁塞认为，应该归因于草原向耕地的反攻。我们很难确定，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农牧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呢，但至少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中说：

    距今约一万年前，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步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在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壤肥沃的地带，先后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南亚、印度恒河流域、墨西哥、秘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小麦逐步向东西两翼扩展。向东，一条线到达伊朗中部和北部，可能更延伸到阿富汗境，另一线偏南到达稗路支，远及印度河流域。向西，最早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然后大体沿形成扇状的分线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偏北一线由巴尔干进入多瑙河流域和莱因河流域诸地，以后向东分入乌克兰平原，向西越海分入不列颠岛，偏南的一线沿地中海岸进入南欧诸地，包括今意大利、法国南部和伊比里安半岛。埃及和北非之种植小麦，大概是经由巴勒斯坦传过去的。把这些麦类种植传播所及的地区和前面讲到的中国和东南亚培植小米、水稻等地区合在一起加以考察，经过好几千年之后，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还有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发展的水平当然很不一致。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

     大约与此同时，在雨水很少，牧草丛生的草原，形成了游牧地带。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吁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在汉代，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符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等到他们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