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看到这样的话：

    一些敏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在不同的章节对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质疑，似乎我的看法比前人的看法“先进”；另一方面，在全书中，读者无法把握我的自成一家的定论。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一矛盾的存在并非完全是一个缺陷。如果说本书存在一个统一的思路的话，那么这个思路并不是“结论”，而是对问题和困惑的表述。这一点与其说是我的写作的缺点，毋宁说是基于我的观点。我认为：教程式的定论固然容易被人理解，但无定论地提出问题并详加陈述对于学术讨论与社会理解也许更有价值。（6页）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体现的，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与现实错综复杂、小群体与大社会的互动频繁以及个人不得以在习惯和创新之间寻求自身定位的世纪。（52页）

王铭铭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这些据自然我想到了孟子，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与区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戎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身处乱世，标准不一，但正是讨论的好时机，百家争鸣，亦有可喜！董仲舒，朱熹扔了多少好东西。

    现在的教育改革不也就是如此，号召大家讨论，出谋划策吗？

    希望我们能认清现实，然后再商量出个好办法

和孟子时代一样，我们的立场很重要：
192页中国人类学者的本土研究，往往带来与“异文化”研究同样严重的问题：域外的人类学研究受制于一定时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格局，而本土社会研究则常常受制于国内权力关系格局。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学者在自我社会定位方面缺乏反思。反思缺失导致了中国本土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之间存在一种鸿沟：西方本土人类学注重对主流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并潜在地促成支配性的权力体系的复制。我并不主张模仿西方本土人类学。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特色”反映了国内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着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所研究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198页显然，正如反思人类学者所指出的，异文化的研究者天然的受文化霸权的影响，从而需要努力对自身在文化遭遇中的角色加以评论和反思。相比之下，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所受的“天然”制约更多地来自他们在本土社会制度中所处的位置。国内社会位置所可能导致的偏见比国际文化所导致的偏见还要严重得多。例如，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农村的社区。由于这些农村社区的成员拥有的文化与我们所习得的“科学”不同，而且由于我们在社会中处在“大传统”的位置，因此，我们可能对农民文化提出两种不同评判，可能将农民文化视为现代文化的敌人，也可能将之浪漫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应有的取向是在力图避免“颠倒的东方学”同时，避免社会等级安排所导致的价值判断和偏见，在尊重被研究者的观点并使本土研究“迈向人民”的同时，尊重一般社会科学的规范。以此观之，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本土人类学所强调的批评、回归、参与的精神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