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关于诗

　　我在谈诗的时候，首先谈的是汉语现代诗。这种诗与以往诗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富于智性与自省。

写作的目的

　　有社会的诗歌，也有学识的诗歌。有专写“废话”的雕虫小技，也就有专写黄话的低劣春宫。在“百花齐放”这种操蛋话的前提下，我可以假装容忍它们的存在。但艺术嘛，总还是要为人生的。还是要“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代”

　　“新世代”与“中间代”，我较认同前一个概念，因为立足于现代诗，无论从学理还是诗歌美学的建树上，它都讲得通。“中间代”则涵盖过广，且似乎可以因年龄而无限延展，把许多新诗作者也圈进去了，很难以严谨的逻辑来推敲。这也是不少人质疑它的根源所在。

　　我的“民间辩友”韩东编“年代诗丛”，给了不少无缘出诗集的资深诗人一个显示实力的平台，这也是他近年难得所做的带有正面意义的功德之事。只可惜该丛书里“薄饼”太多，耐读的篇章更少，普泛意义上仍显出当代诗歌创造力的虚弱。联想到更早的万夏编的那套《后朦胧诗全集》，那种明显的盆地倾向、对泛学院这种趣味（即使是最天才的那几个以口语诗成名的诗人也无例外）的留恋，使人很容易就看出，“知识分子写作”当初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得势，并不是偶然的。“辉煌的第三代”（或“八十年代”），不过是我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作者，出于感情的一种说法而已。这些东西再过十年，人们可能会看得更清。

　　以“代”来谈论诗歌，社会学上的意义更重。因为它更多涉及到的是人群的共性。“朦胧诗”、“第三代”、“后朦胧”、“新世代”、“70后”、“下半身”、“中间代”、“80后”……这些说法，虽然前四种偏重于诗歌美学建设的角度，后几种是出于造势的激切，但说到底，这些提法鼓励的都不是作者对孤独的抵御，而是规避与逃离。其实孤独是逃不掉的，否则，便不会再有“写诗”这个“赔本儿”的行业了。诗歌写作——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

敬畏

　　任何说法，其价值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效果也因人而异。诗歌写作中的“敬畏”宜分为两部分来说：“敬”——对经典作品和前辈作者的创造性；“畏”——对诗歌更高境界的向往，因自身人性缺陷、才华不足给写作构成了种种障碍，所做的自省。“对诗敬畏”不是“对名诗人敬畏”，更不是对握有某些“摩顶”或“放水”能力的名诗人敬畏。“敬畏”可能不适合被当作一种要求所有诗人的律条，更不适合作为诗学探讨中打人的棍子，它只适宜作为一部分人自我修炼的提示。

宿命

　　写作的原初乃至终极目的都不是为了成为“道德先生”。所以，诗歌不需要以道德尺度来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但作为写作者，起码的道义与廉耻之心还是要有的，因为即便是艺术，也无权庇佑作者从人类变到禽兽。诗歌是文明的一部分，它有权拒绝任何外力强加给它的任务，却无法回避它自身作为文明中一支建设力量的宿命。

理论

　　不久前，我对一位资深诗评家坦言，由于你们对现代诗最新进程的失语或缺席，你们已经丧失了对现代诗进行理论观照的资本与资格。近五六年来，中国最具建设性的诗歌理论都是诗人们自己写的，我的文章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子。而这几年，你看看各种《年鉴》之类的书选的是哪些文章？看来，不止诗歌，连理论对于那些靠学院体制混饭的文人来说，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其它人文领域里的理论现状，由此也可以想见。

天才

　　天才需要冷处理。

懒与勤

　　懒惰的人愿意标榜自己淡泊、沉静。
　　勤奋则是平庸者的遮羞布。

诚实

　　在九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作者，写文章已经不懂诚实了。因为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诚实”这两个字的正确发音，就像“后朦胧”和第三代的某些作者一样。只不过新一代更多是由卑微、虚荣膨化成利欲熏心，老一辈则先天带有文革的“大一统”理念以及对反智情结的遗传。这问题，其实每一代作者身上都有。只不过在上面这两茬人身上特别集中罢了。

名词写作


　　任何一种预先发明一个名词概念，然后打着这个名词作个人、团体旗号的写作，其本质都是“知识分子写作”，其指向都通向不折不扣的帮会写作与党同伐异。
　
　　“名词写作”或者“概念写作”，也不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闹剧发生后才在诗坛出现的。

　　写作者是否“民间”、是否“口语”，在今天已不重要，因为“民间”和“口语”里也有“知道分子”，也有一颗颗不朽的体制之心。

　　重要的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
　　“自家兜里有黄金，莫求他人讨饭碗。”
　　诗是写给正常人看的，而不是写给畜生、白痴和辞典。

范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句话的说全了应该是——
　　“榜样的破坏力量是无穷的。”

抒情

　　现代诗中的抒情是不是还有其坚硬的一面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很遗憾，二十多年来写诗、读诗、乃至研究诗的人，都没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重视。相反，倒是漠视。

　　这种漠视持续得越久，“现代诗”就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形，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一回了。为什么那么多靠学习里尔克、艾略特、奥登原文诗歌起家的诗人，后来倒成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的翻译者，这里面，既有当时中国社会处于“近代化社会类型前期”的原因，也和那代作者学艺时，未能很好地区分“现代主义”之前的“古典式抒情”与“现代主义”开始后的“现代式抒情”有巨大的关系。所以新诗虽叫“新诗”，却与现代的艺术精神无关。卞之琳、穆旦们的技法可能与前人有所不同，但骨子里，仍是农业的与士大夫的。

　　在当代，由于大部分作者投身写作之初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超过半个多世纪前那几拨儿人，很自然地延续了前面这种漠视，以及对专业性准备的不足。海子那种大而无当的史诗以及他那杂乱无章的诗学提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至于许多初学者，不是在写诗伊始迅疾进入滥情，就是逆反性地进入概念写作、抽象写作、愤怒写作甚至教义写作。抒情作为诗歌中最本质、最润泽的品质之一，不是被稀释，就是被驱逐和毒杀了。

　　前不久，网上有些作者基于同情和义愤，纷纷贴出自己为一位不幸的民工所写的“诗”。如果仅就写作者的初始动机而言，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些出于激愤而完成的“抒情诗”。但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哪还有一丝一毫诗歌的气度和章法？哪还有一点艺术干预生活的震撼作用？这恰恰表明，许多人在对诗歌抒情本质的认识和技艺把握上，是非常欠缺的。这个晚近的例子也正可以证明：许多当代诗的写作，仍是变了形的风花雪月、学识炫耀、理趣游戏和身心发泄，仍是一种“伪现代”（尽管有的会自称学习了“后现代”），骨子里仍然是“新诗”。

　　在现代诗中，抒情的作用是提升，而不是膨化；是确立坚信，而不是为软弱、自怜遮羞。那些传统诗歌中的咏怀、言情功能，已经不是诗歌中的抒情所承载的任务了。它们早就过继给了五花八门的流行歌。

“浮躁”

　　许多人把他人与自己的浮躁归因于网络。其实，网络只是把那些浮躁呈现出来罢了。不想让人觉得的你浮躁，你就在发贴前对自己预先有个筛选，就像发表或出书时对作品预先有个自我剔除。

　　不要小看这种筛选，它是一个作者进行文学自律的第一步。

网络诗歌民主

　　网络的平等交流并没有送给上网者诗歌上的“民主”。
　　相反，它揭露的是人性的善与恶、诗歌智商上的高低贵贱，以及每一个作者灵魂与心理的硬度。

好诗与好诗人

　　我的朋友侯马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你有一首被人承认的好诗，我就承认你。”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它代表了众多写作者与读者对诗的态度。许多人写诗，初始点有二：一是出于热爱，二是出于自我价值的显现。不过，若再进一步深究，这种认同尺度就又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忽略了“欲壑难填”这个真理——

　　于诗歌而言，“一首诗主义”能贡献灵光乍现的成果，却忽略了“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本身所应具备的精微与专注。仅靠业余性的“灵感”作为创作支撑的“名篇”，在深层往往是靠不住的，某些作品的“价值”甚至要靠初学者在仰视状态下的误读才能维系，于诗歌在视角的发现和语言上的美学推进，并无实质、久远的影响与启发。表面上看，诗歌史是由无数的“一首诗”构成的，但这里的“一首诗”排除了许多随机的成分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雕虫小技。
　　好与好，在诗上不是等重的。

　　于诗人而言，一旦自视为不错的作者，其欲望的指向难免便会超离对“写一首好诗”的满足，渴望或大或小的开宗立派。这种翻身脱贫式的“上进心”固然可以让人理解，却又对写作构成了太多的诱惑，对写作者的天赋、智商和命运构成了太多的考验。毕竟支撑这种“上进心”的不是对诗歌的发现，而是人际、风潮、蝇营狗苟。可诗歌向“好诗人”索取的，却是他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整个世界个性的全新审视、发现和把握。
　　诗歌的“欲”与写诗人的“欲”，是背道而驰的关系。

尖叫与悸动

　　在自己内心不能经常听到感到它们的人，读完我这篇文章，可以不必写诗了。
　　就算写，也“白瞎了你这个人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