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白

▲ 一首诗的被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的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不是主要取决于一首诗本身的好坏。

▲ 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刚好等同于一定时期的诗歌时尚；而一个成熟读者的阅读期待，则根源于他的诗歌观。

▲ 一个读者的诗歌观的形成，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群体学的意义上讲，一定时期的读者拥有大致共同的阅读材料，因而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诗学倾向。但是，随着地域的不同，读者接触到的阅读材料也稍有区别，资讯的分配也有强有弱，因而不同的地域，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呈现不同的诗歌取向。另外，一个读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是形成一个读者的诗歌观的重要因素。

▲ 一个视野开阔的读者，他阅读的频谱较宽，因而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具有较强的兼容性。相反，一个视野狭窄的读者，他只能有选择地接收诗歌信息，对他所熟悉的那类诗歌表现出较强的亲和性，而对其不熟悉的诗歌类型表现出漠然，甚至是全然的否定。

▲ 事实上，我们说一首作品好，确实是这篇作品的某个层面是我们所熟悉的，而它又恰恰符合我们对这一层面的想象，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某个我们熟悉的层面，被作者表现得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样唤起的就不仅仅是喜欢，甚至是惊喜。而对纯然陌生的东西，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惊惧和逃避，就像我们面对黑暗中的一个更黑的阴影时所表现的那样。

▲ 目前，诗歌的读者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这与目前诗歌的受众完全不加拒绝地认同西方诗歌有关。而且，这种认同不仅包括具体的诗歌观念，还包括面对诗歌时的思维定势。

▲ 一个特定时期的诗歌时尚，不取决于这种时尚是否具有先锋性、先进性，而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某个“诗歌强人”的霸权地位。

▲ 一个特定时期的诗歌时尚，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语气、节奏、题材的选择和用词的习惯，以及对某些特定词汇的偏爱。

▲ 诗歌时尚既可能是炒作的产物，也可能是某个时期写作者与受众的偶然选择。一个时期的诗歌时尚，很难持续地维持到另一个时期，但可以在改头换面之后卷土重来，因为组成诗歌的元素是有限的。

▲ 在一个时期可能夸大的是这个元素，在另一个时期被夸大的则可能是另一个元素，如此反复。

▲ 一代一代的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总是从一个低处开始的，而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直接向上走，就像今天的气温，不会加到明天的气温上一样。只有真正优秀的作者和读者，才能接过前人的接力棒。

▲ 衡量一首诗真正的好坏，应该在劫除一个时代的诗歌时尚的基础上开始。

▲ 一个时代的诗歌，应该在两大参照系中去验证。一是“整个世界的诗歌走向”，这是一个横的参照系，有了这个参照系，你可以知道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二是“中国诗歌史自身的流程图”，有了这个参照系，你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她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哪些重要的诗歌品质，或者形成了哪些重要的诗歌技巧。在上述的参照系中，再来衡量一首诗的成功与否，就变得容易了。

▲ 人们对诗歌达成共识的时代已经过去。诗歌只存在于一两个熟识的朋友之间的长夜絮谈之中，而不是庙堂之上的勋章印绶，这也许是艺术最初和最终的归宿。

▲ 如果要给诗歌乃至文学进行一次类似福柯式的考古，是一件很难完成的工作，这实际上应归于文学系谱学的研究。博尔赫斯曾经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的所思所想，应该算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尝试，但渊博如博尔赫斯，也不能为整个文学史来一个全面的系谱学式的梳理。

▲ 实际上，人类命名为诗歌的东西，存在一些有规律的变化游戏，但先验地讲，这样的游戏规则是有限的，就像有人对音乐所作的归类一样，最后的结论是“十来只套子”。

▲ 这实际上牵涉到诗歌的起源及其流变。就像树，再多的枝桠也可归于若干的主干，一个主干代表一个方向，这种枝状结构同样适用于诗歌，乃至整个文学。

▲ 先锋诗歌，有时只是从一个普遍流行的系谱，迁移到另一个被冷却了的系谱，或迁移到一个新发现的路径，这样的路径经过拓荒者的努力而成为一个新的系谱。从这种意义上讲，先锋诗歌造成的结果，是造成某个时期的较为热门的系谱学转向。

▲ 在一个业已成熟的谱系中的写作，是一件既轻便又受益的事，这样的写作本身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可以直接模仿甚至剽窃。这实际上组成了文学史中最熠熠生辉的部分，因为在一个现成的诗学谱系中向前挺进，最容易被辨识，也最容易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认可（我个人对这种流连于成熟谱系中的写作表现出相当的质疑）。而在一个被普遍漠视或陌生的系谱中写作，必须要冒被彻底遮蔽的危险。

▲ 这也是某个被遗忘的诗人，在时间的长河中被突然翻了出来，并上升到他有生之年从未有过的高度的原因。他的写作并没有改变，只是时代的接受美学发生了变化。一些被遮蔽的系谱被某个人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找了出来，并在该时代的诗歌倾向中，恰好找到了一个相契点而被普遍接受。

▲ 不可否定，诗歌中的有些系谱相对于其他的系谱具有更强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一个民族的个性、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心理乃至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本能有关。

▲ 由于诗歌系谱学的存在，一首诗的鉴别变得稍稍有些复杂。在判断一首诗时，你有时从文本上难以知道这是一首“二手货”还是一首“鲜水货”，或者这首“二手货” 的含金量与那首被盗的“鲜水货”的含金量相比，究竟是扩张了还是缩减了，又该用怎样的天平去称量。

▲ 这就像办一件形迹可疑的小案子，你得去查阅许多从前的“案宗”。

▲ 诗歌中，一个系谱与另一个系谱的通约性很差，这也许是诗歌派别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真正原因。而一个新出现的系谱想要站住脚跟，总是要经过从完全被否定到部分被否定，直至最后获得肯定，即要走完一个从不法到经典的全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是在论争和强迫中完成的。一个系谱能否取得合法的席位，取决于这个系谱的创新性，也取决于其始作俑者的气魄和胆识。

▲ 系谱学实际上是一种血缘学，一些优秀的诗歌大师实际上是一些灾难深重的欠债人。如果一个系谱中的秘籍是从诗歌之父传给诗歌之子，这叫做继承；如果传给的是非嫡系亲属，那这个接受者就叫做欠债人；一个外来者进行“小偷小摸”式的强行霸占，被唤做“强盗”；如果发生冲突，在西方就叫“俄狄浦斯冲突”。

▲ 目前诗歌的混乱，与缺乏有效而准确的诗歌评论有关。

▲ 迄今为止，诗歌评论普遍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对诗人的宏观介绍和诗歌风格的概括性总结为基础进行综述式的评价，偏重对诗人的揣摩；另一种是通过对作品进行修辞学分析，偏重对文本的“细读”。

▲ 前一种方式的评论可能出现的弊端是容易流于空泛，且容易加入评论者自身的情感因素；后一种评论的弊端是过分依赖纯技术性的分析，容易忽视原本属于技术之外的诗学问题。

▲ 文本细读在汉语诗学界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评论模式，主要流行于学院派诗人和诗评家之间，它使一些学院外的诗人感到艰涩和难以进入，为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流竖起了一道人为的壁垒，而它本身也不符合以直觉为依托的东方人的思维。

▲ 事实上，以分析见长的西方人在面对日益艰深的“文本细读”式的诗学批评时，也感到心生畏意而踌躇不前。

▲ 中国的古代诗人中，就很少有人去作正儿八经的诗学批评，他们对作品的评价几乎完全依赖于直觉，他们主张去“悟”。这有点像禅，禅师传道时，主张“不说”，“一说就是错”。

▲ 本来，真正的“好”是说不出来的，如果一个作品人人都说好，那这个作品很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作品。只有“小巧”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大智”得必须遇“大悟”之人。

▲ 但诗歌的好坏，又确实并非完全不可说。上述的两种评说方式也并非完全的不可行。只要不过分夸大某一方式的“有效性”。

▲ 我个人认为，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巨大的树根，一首诗的宏观面如果尽量靠近根部，而它的微观面又确实深入到了事物细小而真实的分枝（这种分枝集合成一种“块茎”的结构，形成了作品外在的形式），这样的作品可能还原了存在的部分真实。如果，只见“根”而忽视“分枝”的形式构成，则往往流于空泛；如果“分枝”茂盛得对“根”形成了遮蔽，则显得“小巧”而琐碎。

▲ 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解读时，应尽量挖出他靠近根部的“母题”，而这样的“母题”肯定寄生于他的写作路径中，甚至是一条贯穿始终的“脊椎”，跨越了他全部的作品。而进行文本细读时，我们应通过修辞的力量，感受一首作品在语言层面上如何发育和成熟，成为我们看到的那个或漂亮或丑陋的外形。并把读“诗人”与读“文本”相结合。

▲ 诗歌的阐释类似于翻译，只有“糟糕的”与“不那么糟糕的”，而不存在绝对完美的阐释。甚至作者本人也不享有最终权威的阐释权。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独立于作者的。

▲ 评论作为一种正规的阐释，它享有某种权力，而成为诗歌泛体制化的一部分，它对诗歌的写作，在好的时候是一种引导，在坏的时候是一种阻碍。而它自己也是一个极易失衡的天平，它要么滑向“诠释不足”，要么滑向“过度诠释”。不偏不倚的评论，也许是又一种梦想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