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诗人中国“海外专访”——

施玮访谈录：

圣经中的女人

——张后访谈旅美女诗人施玮

张后：2007年第一次见您时，我就感觉您是信点什么的，您是何时入教的？

施玮：我是1999年复活节归信基督的。

在长达近十年对圣经的阅读后，真是被耶稣基督所折服。有一天夜晚，上帝问了我二个问题：“你为什么活？你为什么写？” 我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朽观的思想对他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希望能不白活一趟。”他问我：“是否关爱、在乎看作品的人？是否尊重历史？”那时我心中不得不承认，我并不真正能够爱别人，特别是非亲非故的“读者”，我的写作是因着自己个人的需要，是不在乎抵达的。同时我也认为历史中“成者为王、败者寇”，谈不上尊重。于是上帝问：“那你为何要用一生的时光、毕生的心血，为你不爱的人写，在你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呢？”

上帝以我“虚无”的人本主义的“矛”，攻了我来自中国文化中的不朽价值观之“盾”。中国人以“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前面二问破了我的“三立”。我在心里彻底崩溃的同时，还似乎有许多可说、可诡辩的，但上帝没有来和我争论，他只是慈声唤我：来！女儿，把你的生命和艺术给我。

我在这种不断的呼唤中一直流泪，放弃了诡诈的思辨习惯，忘记了对抗的才能，只是真实地感到从来没有谁像上帝天父那样地要我。要我这毫无盼望的生命，要我这毫无价值的文字，更是要我心底那给不出去的“爱情”。

不知你是否理解我的那种感受，我一直是个理性多于感性的人，内心善长思维抗争，但一种无条件接纳的大爱，让我解除了心灵的武装，真实起来、也柔软起来。那个晚上，我真切地看到造物主广大的胸怀中，有一个小块是专为我存留的，若我不回到他怀中，那就成了一个伤洞。我突然间领悟了“受造”的意义与甜蜜，我感受到了他为父的心痛，所以，就义无反顾地扑入了他的怀抱。

那天夜里，我后来无法入睡。从小到大自己犯的各种罪，无论是行为上的还是心念中的，都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有些甚至是我早就淡忘了的二、三岁时的事，有些是我从不曾认为错了的事。那个夜晚，上帝让我真正看见了自己是个何等污秽、可怜的人，我再也无法安躺在床上，就悄悄起来，出于本能地跪在床前，为自己生命中一件件的过犯痛悔认罪。

……其实我挺反感“入教”这个词的，因为教是一个组织，一个宗派。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都是很复杂的，宗教也一样。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只能说自己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很难界定一个组织，也不想属于一个组织。其实“教会”一词希伯来原文，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生命”的属性多于“组织”的属性，这个概念我同意，我相信自己是上帝呼召出来属于他的人。

张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认识的诗人中有一些人信仰了佛教，也有一些人信仰了基督教，是不是诗人离佛祖或上帝比常人更近一些？

施玮：诗人也是哲人，但诗人与哲人不同的是，在运用理性思辨模式的同时，为感性的心灵直觉留下了更多的空间。而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才能与天地相通，聆听灵性世界的声音。完全靠理性是无法“悟道”的。

再说，今天的世界如此高速运转，诗人相对边缘化些、闲散一点。这是一大好处，让我们有机会停下匆匆的脚步，思想生死，思想物质以外的东西。而不是急匆匆地一步跨到死，想都没想，就过完了人生。

其实，所有不甘心被世俗卷裹，不愿意让社会价值取向代替自己独立思考的人，所有心灵保持敏感的人，都会藉着天地万物，特别是人自身来“寻道”的。至少我知道诗人中的基督徒比例并不比其它人群高，佛教徒估计也是。知识分子较喜欢对信仰进行审美和谈论，而较难让生命委身于信仰，并由此得到真实的生命体验。

呵，这有点像优秀的“剩女”们很难结婚一样。委身信仰是需要“孩子”般简单的生命直觉，与“相信”的勇气。现代人是很缺乏安全感、信任度的，因此“委身”或说是“信”，真是需要一种“机缘”，或说是上天恩典的选召。基督教的“信”不是一般“相信”的意思，而是相信，并委身于这个“相信”。这个结婚太像了，我相信你是男人，我相信你是个好男人，是个可以结婚的好男人，这是认识上的“信”；若我委身于这个相信，就是嫁给你，并跟随你走天涯、过日子、到永远，这是《圣经》原文中“信”的意思。今天的知识分子较少这个理念，所以“知”“行”分割，都难称为“士”了。

张后：我通常对有信仰的人都比较心怀敬畏，您从基督教中有过什么感悟？或感悟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说才确切……我忽然不知如何表达……可能您心里明白我想说什么吧？您可以随便谈一些？

施玮：哦，这……题目……真是有点大！你知道，信仰会带来整个人生命的改变，我心里知道自己个性、容貌虽没大变，但已经是两个人了。看待各种事物的角度，和处理自己内心情绪、思想的方法，都已经全然不同。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较难真正吸收《圣经》中的营养真是很可惜，大多所谓的了解都是在“教”这个理念和层面上。《圣经》是本极丰富而奇妙的书，中国人因为各种外在的原因，特别是语言和资讯的不畅，无法品味，也忽略了对《圣经》本身的品味，而只是从西方神学、哲学的逻辑性“教义”、“思想”中来了解一二，实在是及皮毛而未及精血，这也影响了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解读。

《圣经》是以犹太人的文化思想为主要背景的，其实应该说是与中国的东方语言、思想为近邻，而如今远远地绕了一圈，经过与西方语言、思想的结合，穿戴了一套西式理性逻辑思维的衣帽，再来到中国，反而让我们这些近邻倍感陌生，无法真正对《圣经》从审美上、情感上来亲近。我现在博士研究课题就是中国语境中的圣经文学，让圣经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对接，试图剥去一、二件西装。当然，这是因为心中有强烈的冲动，渴望让我的族人能亲近《圣经》，但也知道自己是挑战大风车的堂吉珂德。

在信仰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们想抓住自己但却抓不住，我们以为抓住了自己但其实已经失落。而当我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时，突然就与天地相通了，我不再需要抓住自己、证明自己，因为天、地、我，与造天地和我的造物主，都同在并合为一体。万物出于他，也归于他，我就有了一份确定感，这种确定实现了我里面的“自足”，并让我进入一种充沛以至于满溢出来的生命状态。我想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灵魂）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过去我的“自信”是盲目并脆弱的，是一种需要维护的状态；而今天我不需要“自信”，而是信上帝对我的创造：其独一性和生命的价值。这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自由和坦然、安稳。

张后：我知道您离国很早了，是什么机缘？可不可以给我们回顾一下？

施玮：我是1996年底离开中国的，在此之前经历过许多，在我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里有一篇“以诗为证”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最后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过的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时，却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时，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时，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时，自己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连结，我也没有真实的爱。当时我对禅学相当喜爱，欣赏老庄思想，一心出世，但同时天天在世界里打滚，找不到自己。

有一次，实在厌倦北京的生活，一个人突然背了个小背包就出游了，从北京到兰州，到敦煌，到新疆，上天山。我发觉大西北能让我烦躁的心安静下来，回来后就决心要离开北京，离开所谓的文坛诗坛。但我也亲眼见到了大西北当时的生活艰苦，也不知如何生存，于是，就对丈夫说，希望他能把我带到一个我们能生存的西北高原去。后来在地图上看了，美国的大西北新墨西哥州就很合适，经过一些努力，州立大学给了他一份很高的全额奖学金。于是就选择去了那里。

回头想想自己跟丈夫出来陪读，是放弃了许多机会和事业发展，到了美国，我们也没有选择东西海岸的繁华之地。我是一心自我放逐，来避世隐居的，只是后来遇见了上帝，一切都改变了。我写了本家族史的《柔若无骨》长篇小说，换了稿费带来美国，所以开头没太辛苦，可以有心情回看在北京的生活，写了本长篇小说《放逐伊甸》，记录当时我们这些诗人被放逐出精神乐园，下海做书商等经历。

我记得在我要来美国之前，李亚伟对我说：“你放心好了！就你我这种人，飞机把你扔在哪里都能活。”这句话本来是对我这个不懂英文的人安慰鼓励的话，我也曾把这当作自己生命力强的褒奖之言。直到上帝重新把我与我的祖国，与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根连起来，血脉连起来，心连起来的时候；直到上帝重新把一颗能为族人哭泣的心，放到我里面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句话是多么真实地反映出，我们这一类人生命本质中的飘浮状态。都说出了国才爱国，我也是；并且是当了基督徒后，才开始认真思想并尝试当好中国人。

当我来到美国后，尘埃落定、泡沫消失，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灵魂的真实景象，那种虚空、苍白、破败不堪，令自己完全绝望了。从精神的层面我清楚地看到，人大多只有两种生命状态：“寻死”或“等死”。我自己一直处在“等死”的状态中。但环境的变化使我静下来面对了自己，面对自己就等于面对这死亡的状态，我知道就是这种弱者的“等死”也已到了尽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可是我当时仍不知道去寻求神。因为中国文化中对神的定位已深入我心，他是一个与具体的“我”不发生关系的“神”，所以你无论怎么对我证明他存在，说他就是爱，我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和我没有关系。直到那天晚上，上帝来找到我问话。

张后：您和美国诗人或诗坛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交往？能否谈些美国诗人的生活或概况？华人诗人之间的生活呢？

（文章略，详情请见张后访谈录《诗人往事》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