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后：商场如战场，人的信用如履薄冰，好像是去年，你怎么那样不小心，轻易的相信了什么人？拐走你不少资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网上帮你贴了不少那个人的影印件，现在找到这个人没有？损失了多少钱？可不可以谈谈这件事的始末？也好让一些做生意的诗人朋友以此为鉴？

    潘洗尘：那件事情，还是不谈太多为好吧。而且那也不是去年，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北京天问聘用的一个重庆籍的会计，私自从公司帐上挪用了一笔五十几万的资金就人间蒸发了。本来是可以报案追捕的，但一想到他可能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并且老婆孩子的，即便是抓了他也可能还不上钱，还要判刑。所以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至于我去年在博客上贴的那个声明，本意也不是找他还钱，要真找他报案就可以很容易抓到他了，我只是想提醒更多的人别再上他的当。
     从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即做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财富对于我来讲，只有两个意义：一是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些，二是可以为自己一生挚爱的诗歌办一点实事。
     总之我认为，做一个知恶行善的人，是有福的。

    张后：可能在诗人堆中，洗尘兄你是活得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的一个人？程宝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你：“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身名牌白衣白裤的打扮，非常适合他高挑的身材。作为一个成功男士，作为一家文化企业的董事长，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穿得帅气而高贵”，你满意你目前的现状吗？还有哪些理想和愿景等待推动和实施？
    潘洗尘：我一直认为，生活是永远大于诗歌的。至于我还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能活得像我现在还在乡下的弟弟一样，上天也能赐与我两个女儿。由此说来，好像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但事实上我又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人。经常是十天半个月也不会走出办公室一步，就连我的司机都说，我是整个城市里出门最少的人。所以你的“最精彩最炫烂最健康和阳光”之说我当然也只能理解成溢美之辞了。
    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我已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了。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当然也就无所谓满不满意现状了，不知我这样的回答是否能令你和读者满意。
    但这确实是我的现状。

    张后：其实我觉得以你现在诗歌圈子的力量，完全可以独立办一份诗歌杂志，而没必要“借壳上市”？完全可以以书代刊的形式获得公开出版？你现在是不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一种安全的迂回战术，等待文化出版的解禁，就像台湾那样放开出版物市场，简单注个册就完了，那时你就会如鱼得水进行有效的办刊物了？
    潘洗尘：建国60年以来的中国诗坛，最具有体制意义的两本诗歌刊物，一本是《诗刊》，一本就是《星星》。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唯一可以借的“壳”，只有《星星》的理论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借这个“壳”也许就不能说没有必要，而且是很有必要了。
    至于创办一份以书代刊形式的诗歌杂志，目前正在积极运作之中。也许不久，你就可以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都能看到一本双月刊的大型诗歌杂志《读诗》——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办刊方向，主要是针对目前包括业内高端读者群在内普遍存在的阅读缺失的现状，并从业内入手，从努力改变诗歌批评与研究重现象轻文本的格局开始，大力倡导细读和精读诗歌文本，并努力把一批真正的能代表当今诗歌创作水平的好作品推荐给更广大的诗歌读者群。我们深知，在《读诗》前面，已有《读书》、《读者》、《读库》等这样好的“读”字头杂志，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把《读诗》也办成一本即叫好又有发行量的诗歌杂志。
    我想，这个由《读诗》双月刊（双月刊/书店发行）、《星星》诗歌理论月刊（月刊/邮局发行）和《诗歌EMS》周刊（周刊/免费寄阅）等三本从办刊方向到刊期、发行渠道都定位分明的诗歌杂志搭起的平台，今后应当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至于你说的“文化出版解禁”，那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了。

    张后：你今年《诗歌EMS》周刊的创立颇得玄机，乃神来之笔啊？令当今诗坛耳目一新，眼睛一亮？我立即收藏了七本，独缺苏历铭的，实际上我手中的七本是苏历铭大方地转送我的，他只保留了他自己那本，我争取收齐所有的《诗歌EMS》，届时还望洗尘兄期期寄予我才好？你创立的灵感是否来自于刚好收到谁寄你的邮递快件？
    潘洗尘：今年是我写诗以来写得最苦也写得最多的一年，为了能让自己新的实践成果在第一时间接受读者的检验，今年4月份我曾产生过自印一本简易的《诗传单》随《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附赠的想法。但这个本来一闪而逝的念头，却触动了我想办一本国内刊期最短的刊物从而把更多诗人的诗歌新作快递到读者手中的神经。而为了实验自己这一想法的可操作性，当时我几乎不吃不睡，从组稿到设计、印刷完成只用了48小时的时间就赶出了前8期刊物。目前，这本每期全部32个页码都只发一个诗人新作的诗歌周刊已出版发行了32期，而其后来在业内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应该说连我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诗人寄来他们的新作要求编入《诗歌EMS》周刊。

     张后：《六月我们看海去》和《饮九月九的酒》这两首，我自己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更喜欢后一首，虽然是饮酒，于我却似在慢慢品茶（生命如茶），酒的浓烈已在这首诗中散尽，只余下茶的芳香，而上一首却完全体现了少年人的青春血野像喝了一大碗老白干一样的激昂狂荡，“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两首诗创作时间竟相隔十年，十年啊，如果让你自己来选择，你自己更喜欢哪一首呢？“圆也中秋，缺也中秋”？
     潘洗尘：从写作的意义上讲，我当然认为《饮九月九的酒》这首更成熟一些，因此自己也更偏爱一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忘掉我的这两首早期的作品，而能从我2009年以来的写作开始关注我的新的实验……

    张后：有个诗歌前辈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优秀的诗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一个优秀的诗人是自己写作，一个优秀的诗歌活动家，是促使整个社会诗歌繁荣！我认为潘洗尘你全做到了，你是当之无愧的优秀诗人和优秀的诗歌活动家，你所操作的理论刊物《星星》下半月刊是当前中国诗歌理论最高端的理论刊物，它创刊两年来让中国诗歌理论有了更为博大生机的土壤？群体诗人有目共睹……你如何想到要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呢？老巢那个《诗歌月刊》的下半月停刊了，这种不赚钱干往里丢钱的刊物你能坚持多久？
    潘洗尘：为何要接受《星星》的理论版，一方面的原因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而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它当时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一是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诗歌理论月刊；二是它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和其母刊从内容上可以形成良性互补的“下半月刊”。

   能坚持多久?这里面涉及到的未知因素很多,主要是政策上的。
   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
   总之，我会让合作的时间尽可能地长吧。
   至少，我将努力不使这个合作项目因我的原因而结束。

    张后：创办刊物和大搞诗歌活动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创办一个“天问诗歌奖”或“潘洗尘诗歌奖”，以此激励和带动中国诗歌的局面？
    潘洗尘：以前，在我刚刚回到诗歌圈时曾尝试着做过几个诗歌奖，但我很快就发现，当下的中国诗歌界诗歌奖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目前由于过多从而导致的过滥的评奖，对诗歌写作本身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潜在的伤害……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对绝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诗歌奖项是如何产生的又都是怎样的成色早已心知肚明，却偏偏还都趋之若骛？难道真是名和利这些非诗的东西一直在作怪吗？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诗歌生态下，我还不想再继续趟设立一个什么诗歌奖的这淌“混水”的。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潘洗尘：兄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能不礼貌地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吃饭？不，更准确地说是你为什会谈恋爱？
        当你自己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也就自然知道了我的答案。

潘洗尘简介：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

《星星》诗刊理论月刊执行主编

《诗歌EMS》周刊出版人兼主编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2000年开始陆续有诗作《饮九月初九的酒》、《六月我们看海去》等入选普通高中语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