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在莫干山皇后饭店

“我为什么写诗”：诗歌是一种精神 

                                顾艳

我曾读过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被译成中文的一组短诗。其中《写作的愉快》、《恢复名誉》、《凌晨四点钟》等，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篇章。我喜欢她有苦味的、爱怀疑的、巧妙的诗，以及她在表达较为绝望的看法时所体现的诚实。我想，这正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希姆博尔斯卡诗里，回过头来看我们现代汉诗：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汉诗，竟然没有为时间留下多少像样的、能够推敲的经典作品。大部分诗歌都随着潮涨潮落，而黯淡失色。诗人是大地的赤子，只有支撑起现代汉诗的精神，才能向着神性不懈地叩问与追寻。我们的诗坛，大家都在为看不到好诗而忧心忡忡。的确，当代诗歌值得忆诵、得以流传的东西太少了。年轻人谈起诗，就像谈一种手艺和技术。他们把诗当作了由语言作框架结构的艺术品，认为那不过是谁心灵手巧谁就可能登峰造极的玩意儿。

我的创作虽早就涉及了小说、散文和评论，但是我骄傲我从未中断过诗歌创作。我认为诗歌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艺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诗歌的质量。我特别欣赏美国诗人勃莱那句：“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每次读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一行诗，需要我用一生来读。它正是千百年来，一直在维系着人类良知的那种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口语，但它是震憾灵魂的。

有时我想诗歌应该是最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但事实上我们的读者正在日益远离诗歌。读者再也无法从那些分行的东西中，寻觅到令灵魂颤栗、激动不已的闪光诗句。所以，我认为现代汉诗必须重新唤回诗歌精神，把人们从现实的沉沦中拯救出来。因为诗歌不是什么主义、什么口号包装起来的旗帜，它是人类灵魂世界里，或者说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一种出自“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想诗歌闯入诗人内心世界时，也就是整个宇宙被暴风雨袭击所动摇和摧毁之时，运河决堤而导致河水泛滥。诗歌总是竭力闯入激动的、虚弱的内心世界、闯入极度紧张的、被某种热情深深打动人的内心世界。

    当然，诗歌精神需要语言表达。只有进入语言，人才与世界和自身相遇，存在才从遮蔽中显现、召唤出来。而诗，正是在这种语言活动中才会创造出奇迹来。也就是说，诗靠语言生成，但它在达成更高意境时必须超乎语言。换言之，在真正伟大的作品中，语言之上还有着另一种语言。或者，如海德格尔在评论里尔克时所说的：“另一种呼吸。”

   然而我们在语言探索的同时，也不应误以为漂亮的词语就意味着能建筑起一座宫殿了。这样往往会使诗歌流于语言的浮层面，脱离了诗的根本存在点——精神时，那么读者看到的只是一堆词的建筑。它或多或少会减弱一首来自内心和语言原动力的诗的朴素和可感性，会使一首内涵分量颇重的诗显得意绪轻飘、匠气十足而充满虚饰和伪善。由此可见，诗的语言是具有一种生成性质的，一种令你惊异的、语言自身所形成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们无论在世界的哪一块土地上，都会意识到赖以安身立命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要付出比其他“探索”更艰巨得多的努力，才使汉语言在进入现代诗歌时变得更为纯粹、更富有生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全世界华人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语言的光洁度是与对它的磨炼程度成正比的。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句：诗歌是一种精神，让我们为精神而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