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待了一周。阅读一份中文报纸时，看到中国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下台的消息。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的起因看起来荒谬，但在那时却是决定性的。一颗渴望回家的心，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觉得这至少可以构成一个理由。那位我在前文中说到的，看到我的诗集给宣传部门打电话的事无巨细的政府高官，现在应该没时间挂念我这个原本不应在他注视范围里的诗人了吧，他每天要处理的大事恐怕都忙不过来，又逢政局动荡，更新换代，哪里还有可能记得两个月前他的一纸命令呢！只要上面没人追着，下面办事的想必也该把这事抛到脑后了吧。我已不在他们眼皮下晃荡，低调得很，干脆跑掉了，还要怎样！我当然也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但还能比浪迹天涯更坏吗？

此念一生，决定回家。与尹丽川一起飞回。途经哥本哈根时，停留了一天，这是第二次逛哥本哈根，一切都还熟悉，看到了我们4月份在此朗诵时的咖啡馆。想起我差点就要跑到丹麦来避难，不禁心中自嘲，再见了，哥本哈根，再见了，这个城市里默默关心我的朋友，但我必须回国。
9月，回到国内。
10月，回江苏老家结婚。必须的。我已让我的伴侣度过了寝食难安的几个月，我想还她踏踏实实的一生。

直到年底，依然不敢抛头露面。12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曾经参与查处此事的某部门的相关官员特地跑来找我，对我说：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只是表示，过去了就没事了。
这才放下心来。惊魂不定的2004年才算走完了。

后来的这些年，经常反复回想此事。很多时候，一些当年的细节会突然蹦出来，一些与当年的事情有关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每个人都在讲述不同的细节。我已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比如，当年为宣传部门执笔写下《心藏大恶》一书“定性判决书”的某官员居然非常喜欢我的诗集。他在酒后对他的朋友背诵我的诗歌，声称特别喜欢，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给我写上“黄色、下流、反动”这样最终导致我仓皇逃离的鉴定词。当专栏作家十年砍柴，也就是这位官员的朋友，后来将这件事当笑话讲给我听时，那种荒谬感真是难以复加。但又让一切变得合情合理——写鉴定文件的，居然是个读诗的行家，折在这个环节，我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