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丘主义的文学话语权》

 　　　　　　　　　　　　　　　　　　　李飞骏

一、卡丘主义与中国诗人的文学话语权

　　周瑟瑟、朱鹰发起的卡丘主义一亮相，就引起诗坛瞩目，赢得满堂喝彩。卡丘主义从2006年的命名和诞生到2007年的风生水起，不是诗人的一时性起，更不是空穴来风。从文学观念到行为艺术，从网络论坛到纸媒出版，卡丘主义推广全副武装，可以看出卡丘的确蓄谋已久，卡丘主义是中国诗人发起的一个自省自觉的文学流派，反映了中国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角色的确立。

　　近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在文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巨大的争议。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判，毫不留情地戳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作家的困境。其实，对于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忧虑和责难，中国当代作家早已开始了成熟的思考，当代文学的问题并不是外语能力带来的视野问题，也不完全是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而是对基本人性与当下社会的认知问题。卡丘主义将使中国诗歌走出以欧美为主导话语权的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殖民语境的阴影，成为商业社会文学的领衔主演，赢得汉语诗歌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主导权，开辟一个时代的文学。卡丘主义的诞生，是对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批判的最积极的最具有建设性的回应，拉开了中国作家争取世界文学话语权的序幕。

二、卡丘的主义与作为主义的价值

　　卡丘主义作为主义，以人类的基本人性、基本状态和商业社会为理论基石，演绎出自己系统的文学主张。

　　卡丘主义看流派：每个诗人都是伟大的，都是完全独立的，卡丘是一个以消灭流派为目的的“诗歌流派”。卡丘诗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流派。

　　卡丘主义看人类：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是“无聊与无知”，只有通过故意的“有趣”与“认知”，才能消除“无聊”与“无知”对人内心的伤害，达到“卡丘的彼岸”，获得“卡丘的快乐”，成为拥有“有卡丘精神的人”。卡丘主义的目标就是通过消解无聊与无知，抵达有趣与认知，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卡丘主义看真理：卡丘相信真理，但不迷信真理，依靠真理，但不依赖真理。因为卡丘没有真理，所以更加重视接近真理的快乐。
    卡丘主义看商业社会：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应该产生商业社会的“时代文学”，商业与文学不是对立面，而是共生体。商业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艺术资源。卡丘主义就是商业社会艺术的发现者、挖掘者和创造者。市场经济不是诗意的的破坏者，商品社会不是艺术的对立者，市场经济蕴含的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的核心价值，与诗歌的自由精神和平等精神异物同构，高度吻合。　　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家是当下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和批判者。

　　卡丘主义看财富：卡丘为商业欢呼，卡丘是一个不敌视金钱、热爱财富的流派，卡丘呼唤亿万富翁诗人的出现，呼唤职业诗人的出现。

　　卡丘主义看先锋文学：卡丘倡导一种不知疲倦的先锋姿态，倡导一种严肃的诗歌态度，拒绝下流的诗歌和反人类的一切怪异流派。

对时代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抗拒心理，是“简单化批判功能”和“伪劣化先锋主义”的典型表现，必将为时代所抛弃。

　　卡丘主义看大众：卡丘相信最好的诗歌是人们群众自觉传诵的！只有大众喜欢的诗歌才是有意思的诗歌，才构成一种公然的有趣；卡丘倡导百万人写诗，其中必然诞生大诗人！
    卡丘主义看诗歌传统：卡丘不会挑战诗歌的本质——音韵、节奏、唯美、神圣……卡丘要继承一切美好的传统。

　　卡丘主义具有原创性的文学主张，跳出了人云亦云，东施效颦的跟风派宣言，跳出了东拼西凑、故作惊人之语的大杂烩层次，其对人类、社会、文学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彰显出作为“主义”的价值。对于当下混乱诗坛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不无启迪作用。

三、卡丘主义的团队与文本

　　卡丘主义是自觉自愿的文学流派，卡丘诗人是相对独立的创作团队，正以集团军方式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

　　周瑟瑟  周瑟瑟成功地告别了《十七年》的抒情时代，进入了《卡丘卡丘》的卡丘时代。
　　作为卡丘主义的发起人周瑟瑟为诗坛提供了洋洋大观的个性化文本，也为卡丘主义研究者和写作者提供了卡丘诗歌样本。周瑟瑟是个有趣的警世者，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周诗歌的原创意义在于“善于以有趣的方式”揭露个体自我的卑鄙和无聊，揭示人生最没有意义的生存状态。此类作品以《中关村的乌鸦》《秋天骑马》为代表。周瑟瑟又是追求价值的解构写作者，作为有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诗人，不是简单化、概念化的否定，而是基于文化建设的反省。《孔庙之行》《洋务派》《农业之美》就是很有价值的文本。周瑟瑟把难以入诗的题材、事物和语言都轻松拿来入诗，丰富了当代诗歌题材和语言，这也是对汉语诗歌贡献一大贡献。周瑟瑟的另一类人生体验类诗歌传承了汉语的诗歌抒情之美，通过个人体验抵达人性深处。此类诗歌如《松树下》《在香山寻经学院》充满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与达观，悲情主义者的怀旧和感伤，一下就能戳痛你心灵的柔软处。

　　朱鹰  早年非非主义的中坚，成为了卡丘主义的发起人。与周瑟瑟相比，朱鹰的诗歌多了些沉重少了些嬉皮。朱鹰早年就反对非非主义的废话写作倾向，现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老朋友杨黎的“废话写作”，反映了朱鹰不为流行所左右的独立意识和长远眼光。

　　孙家勋  孙家勋的诗歌打上了“黑色”的烙印，老孙坐在非洲的门槛上，发出了汉语诗歌纯正、雄浑的声音。老孙是性情中人，其诗歌情感饱满而酣畅，质地立体而性感，语言节奏明朗而爽快。老孙是外语专业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汉语是最好的诗歌语言。”真给中国诗人提气。他的诗歌就是最好的明证。

　　曹野峰  诗如其名，曹野峰的诗歌粗粝大气，野性十足。对当下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插入意识。其代表作《乱》、《省委书记》、《菲菲李私记》记录了混乱、迷狂、腐烂的世相，给人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阅读快感。曹诗语言自由放纵，大开大合，形成了独特的“曹氏语言风格”。曹野峰不追求数量，擅长长诗创作，是绝对值得期待的实力派诗人。

　　李飞骏  以“鲁人”自称的李飞骏，坚持“大男子主义”的写作路线，更加关注“政治、历史、文化”等题材，坚持“大词写作”，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与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从“大我写作”切入，试图找回汉语诗歌的骨头和精神重量。诗风坚硬、思想锋利，张扬着叛逆精神，充满道德力量和忧患意识。在诗坛算是一个另类。

　　张后  张后被称为情诗圣手，是“才子”式的诗人，读张后的诗，就像看中国画，更注重写意。虚实结合，情景结合，注重色彩渲染与线条勾勒，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其诗深具古典精髓，传承中有发扬，自成一体。

　　花语  花语的诗歌率性自由，注重细节和人生体验。花语的写作呈现出张扬和内敛两种风格。内敛时敏感多情，沉静。张扬时大大咧咧，极度夸张变形。语言前卫，自由，思想深刻，蕴涵哲理。花语是天分充沛、情感饱满的女诗人。花语的《致情敌》系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雅  图雅的诗歌传承了中国传统诗学之美，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技巧。图雅的诗歌多以人生感悟为题，淡定从容，显示了一个知识女性的学养。笔触细腻，颇具工笔效果，同时吸收了油画技法，情感爆满，色彩浓烈。《用银匙刮走青春的女人》充分体现了其诗歌特征。

　　符力  符力“友善地打量世界，细腻地发现和感受身边事物的善良与纯美”，其“浪漫主义情调，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恬静和婉约”。“不张扬，不放任，一种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弥漫：儒家的文质彬彬的理想，道家的虚静清明，使得符力在温文尔雅，心力节制中“辽阔自己”。符力对纯诗之美的追求，对表现技巧的重视，显示了诗写者的诗歌虔诚与责任。

　　忧伤樱桃  忧伤樱桃的诗歌以丰盈而灵动的文字构筑独立而自在的空间，感情丰富，细腻，敏感，真挚，且富于内向化的细节描述，善于把情绪往深里挖掘，使之成为情感之泉流淌出来。意象唯美而新鲜，充满生机勃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语言纯粹，灵性，干净，张驰有度，有着一种反璞归真的美学特点，呈现出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宽怀，一个女诗人特有的敏锐和悲悯。

　　海湄  在很多男性诗人写作日趋女性化的时候，女诗人海湄呈现出中性写作的倾向。其诗歌路子较宽，内容题材多样，诗风大气，激情澎湃。这一点正是女诗人群体中所缺少的。海湄是值得期待的女诗人。

　　写作同盟会  呼唤诗歌重新回到抒情时代。沐楚辞汉赋之风，淋唐诗宋词之雨，在古诗言志的语境中成长，认同夫子的兴观群怨之教，也真诚地希望能重回夫子所关注的令人神往的诗书传家的时代，力求一歌一吟，长存于心，所言所语，秉性而行。诗歌如何传承传统，写作同盟会做出了有益的思考与探索。

    李成恩　她的诗具有一个80后女诗人少有的浪漫与古典情怀。读她的《夏日午后的歌谣》感觉她不像个搞艺术的，而像个忧伤的理想主义者。从她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当今诗坛不多见的情怀的力量，尤其是一个80后的女诗人，她有更多的理由进行实验性写作，但她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心灵的路，那就是卡丘式的浪漫主义的路。

　　钱刚、姚彬、阿坚、喻言、蓝马、白木、林忠成、夜来、夏雨雪、风过喜玛拉雅、似乐、严正等朋友的诗歌因为时间窘迫及了解不足的缘故，不再一一点评，他们的优秀作品可以证明其写作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