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重返福岛：故园还在，人烟散尽》

一切乍看像是恢复了正常。摄影师多米尼克·纳贺（Dominic Nahr）最近一次拜访福岛县，甚为意外。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的海啸高达近40米，几乎摧毁周遭的沿海城市。这是日本历史上经历的最严重自然灾害之一。更糟糕的是，福岛县的第一核电站也因此严重毁坏，酿成了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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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辉美（Terumi Murakami），43岁，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2016年3月4日，她身着防化服，重返大熊町（Okuma）故地。5年前，她从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5公里的大熊町家中被疏散撤离。大熊町境内有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部分机组，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以后，此地因地处核电站5公里以内的高污染区而被迫全部遗弃，全町居民紧急撤离。到2012年12月起，当局才允许部分灾民返回家园。2015年，村上辉美曾因严重抑郁试图自杀，幸好她的孩子们及时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时隔5年，这位母亲重返家园，她脚下穿过的这片土地原是福岛Kumano小学，也是她家三个小孩上学的学校。孩子们昔日嬉戏的学校操场此时已被野草肆意侵蚀。

“上次我来的时候，还得穿着防护服，有许可才能进入这里的隔离区。”纳贺说，“这次，隔离区居然完全开放了。”2016年3月，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5周年之际，纳贺以美国《时代》杂志摄影师的身份再次到访这里。地震事发那一年，他和同事曾经抵达福岛现场，用镜头记录下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后的凄惨场景。自第一次到此采访，5年来，纳贺多次往返事发地拍摄，他已经很熟悉这里。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6号高速公路已向公众重新开放。周围大兴土木，新建房屋竞相冒出。当地的商店和餐馆也恢复了经营。成千上万的工人为丰厚的薪酬所吸引，到这里从事核污染清理工作。福岛的地方电视台不断推送新闻，他们的直播记者站得离核电站越来越近，甚至脱去了防护服。新闻称，多数地区的辐射水平已经恢复正常。摄影师纳贺观察并亲身体验到这些，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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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1日，福岛县浪江町，警察仍在隔离区搜寻5年前的海啸失踪者。地震和海啸袭击5年之后，超过2500名那场灾难的失踪者仍未寻见踪影。家人没有遗忘他们，时间也还没有抛弃他们。每一年，日本的警察仍然应各方要求努力搜寻失踪者。日本政府也在地震后宣布，从2012年起，每年3月11日被定为“国家灾难防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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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日，福岛县的市区，暴风雪里，空旷的街道上驶过一辆汽车。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有70公里远。核辐射的阴影依然在福岛县萦绕不去，冬雪仍旧每年按时来洗刷这座城市，樱花树依然会在每年的春天盛开。在摄影师的镜头里，有人坚持回到故土，也有人因为担心辐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在家中放置了监测辐射的计数仪器。曾经的灾区——福岛县寒冷的夜幕背后，生活在继续，而年轻人在酒吧和游戏厅的夜生活依然活跃。

但这些终究只是有所好转的迹象，并不意味着福岛核电站和它的周遭已经回到5年前的那个世界。英国BBC新闻频道的记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也到了这里，他的看法是：“福岛核电站周围的隔离区有一种奇怪的美。”他也到访了纳贺拍摄的福岛县小镇——大熊町（Okuma），这里距离核电站只有两公里。比起城市生活的喧闹，一眼看去，大熊町仍显得不真实。过去5年，外界流传着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城镇村庄的影像，照片里，无论距核电站2公里、5公里，还是10公里处，荒草丛生，仍属于禁区。这些地方的民众早在事故后第一时间就被疏散，留下遭废弃的汽车，毫无人迹的街道。汽车座位上耷拉着洋娃娃的脑袋，它不知道主人何时才能归来。野生动物取代人类统治了这里，野猪、猴子和流浪猫狗在民宅中觅食，在街道上漫步，在马路上奔跑，它们建立了新的城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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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福岛Ukedo小学，位于福岛县浪江町（Namie），地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的20公里隔离区内。学校的衣物柜里还摆有学生留下的鞋子。被遗弃以后，这里成了鸟巢。和很多隔离区一样，野生动物成为核事故后人类活动遗迹的新主宰。福岛当地的小学生们第一时间被迫疏散，离开家园，他们抵达安全地带以后似乎再也没有回来。摄影师多米尼克·纳贺在校园里看到，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本被仓促搁下，至今可在教室里寻见。这所学校就像一个微缩的时间胶囊，里面的一切都停留在了2011年，这些落满尘土的课本和鞋子就这样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躺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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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的临时安置房。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当局为避难者兴建了很多暂住房。但摄影师纳贺说，人们住在面积局促的暂住屋里，仍旧怀念过去的老屋。2011年的这场日本东北部9.0级强震引发特大海啸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损毁严重，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大批居民被疏散撤离，最初疏散范围是核电站方圆3公里，后来扩大到30公里。据估计日本当局疏散了附近至少20万名居民。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后来把福岛核事件定性为最高级别的7级，这也被视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至今，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墟最邻近的区域仍然检测有高辐射。

2016年3月，随着福岛核电站周遭的隔离区解禁，重新开放，很多来访者带来了辐射监测器。在大熊町，傅东飞看到自己的监测器读数显示为每小时3微西弗，短期停留并不足以让人担心，不过，它仍比日本政府的居民返回“安全”指标要高出10倍以上。而公众和科学家一直为此争论，这样的辐射是否真正在安全可接受的范围，福岛核电站周围的人是否有权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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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将2011年3月11日这场席卷日本东北地区沿海的大地震定名为“东日本大震灾”，值五周年纪念日，福岛县浪江町这片地震海啸毁坏的墓穴仍保持原来的迹象，可窥当时这场巨大灾难的踪迹。“东日本大震灾”是日本历史上经历的最大自然灾害之一，也是日本二战后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灾难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超过2000人失踪，破坏房屋上百万栋，震后景象惨不忍睹。灾情尤以东北地方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最为严重，日本NHK新闻形容是次灾难是对东北三县的“毁灭性打击”。

比起地震和海啸带来的破坏，更难修复的其实是人心。很多居民仍对污染和辐射心有余悸。尤其是母亲，她们担心，身体敏感的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是否会受到健康影响，如果5年不会，那么换成10年、20年会怎样？担忧和恐惧是人之常情。因此，一些人在拿到政府的补偿款后，宁愿舍弃故土，告别熟悉的邻里和社区，另谋他处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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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福岛县南相马市（Minamisoma）的居民在挑选食材，他们更青睐外地的食物。在绝大多数日本地区，人们一般更信任和喜欢挑选本地的食材。尽管福岛农业科技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对当地蔬果进行辐射含量监测，福岛政府努力建立居民对本地食材的信任，但目前看来，这种努力仍收获不大。而在日本以外，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了确保食物安全和民众放心，依然禁止输入福岛县等地生产的日本食品。即使像日本首相带头屡屡试吃福岛产黄瓜、蜜桃、柿子等食物，亦无力迅速挽回日本国内外人们对福岛食品的信心。

既是变故，福岛县很多人的生活还是变化显著。有的人离开了自己出生、成长的小镇村庄，离开了祖辈一家世代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在灾难之初遭受了高剂量辐射，余生可能将与对癌症的恐惧为伴；有人被迫调整和适应生活，却滋生抑郁情绪，有的人甚至为此自杀。有研究表明，福岛的自杀率跟历史相比，跟其他地方相比，高得有点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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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县南相马市，居民松本幸（Sachie Matsumoto）的照片墙。据这位母亲讲述，她的儿子自杀未遂，但照片里她的发小、从小学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在2015年年底冲向火车，卧轨自杀。福岛仍笼罩在辐射的阴霾之下，涉及十多万人口，时隔5年，故园还在，但人烟散尽。很多日本人认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工作进展缓慢。不断有人集会要求当局加快善后工作，高喊“我要回乡”。与计划举家搬离的松本幸不同，有的日本老人坦言，家族七代人均生在福岛、死在福岛。“我们不害怕癌症，放不下故乡，就算现在面目全非，也相信生活会一天天变好。”

福岛核事故过去五年了，有统计说仍有10万人不能回家，这已经是一场人间悲剧。也有科学家在质疑，辐射的威胁被夸大了。BBC报道称，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教授托马斯（GeraldineThomas）是其中之一，她专门研究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但也有专家不同意她的观点。可如果托马斯的看法属实，这场人间悲剧确实可能被恐惧本身无端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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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日，松本幸（Sachie Matsumoto），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福岛县南相马市的临时安置房里打电话。她的一个儿子在福岛县当核污染清除工人，曾经自杀未遂。在得到福岛核泄漏事故的补偿款以后，他们一家准备迁居。据称核电站事故之后，福岛县的自杀率持续上升，且自杀率高于其他地区。有的地方被隔离至今，有的人生活变故巨大，很多人表现抑郁症状。2014年，福岛县一名核污染清除工在租住的公寓中自杀，曾引发舆论震动。2014年8月，日本福岛地方法院曾判决，东京电力公司向因福岛核事故而抑郁自杀的一位福岛居民的家属赔偿4900万日元。这位名叫渡边滨子的女士在地震后前往市区避难，后来在回川俣町老家查看时自杀身亡。法官判决称：渡边滨子“对看不到未来的避难生活绝望，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主动选择死亡的精神痛苦极其巨大”。这是法庭第一次做出此类裁定，要求东京电力公司赔偿。东电随后发布声明强调对核电站事故深表歉意，但事实上，福岛核电站的诸多事故后遗症，无论污染还是人心的修复，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文/曾鼎  文字编辑/崔世海

图片编辑/丁大伟  美术编辑/虎妹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3期总第6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