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同的观点，人们如何回应？可以从杨绛先生和吴建民先生过世，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反应，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假设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两位先生，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新闻媒体报道等“认识”他们。甚至很多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看过，而跟随别人作评论。从民意的角度，这个群体也很重要，但从知识的角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如果意识到大多作比较严肃的评论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中看出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学术界称之为“社会事物”的东西，例如社团、企业、政党、宗教等。社会事物本身并不产生观点，但因为它们原先是观点的产物，因此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反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杨、吴两位都是社会名人，去世之后，有积极评价的，也有负面批评的。不管怎样的评价，大都置于两个非理性的极端。大多数人只是想表达情绪，都会尽力罗列各种证据来支持其情绪。“情绪性反应”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他人、不同的观点、社会事物的主要特征。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的知识；为什么知识进步很慢，甚至没有进步。知识是因为观察社会而产生，因为批评而进步、增加和发展。中西方对人和事物有不同态度和反应。法国从拿破仑时代始就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从高中开始进行“三段论”教育方式，学生不能对人和社会事物只表达接受还是反对，更不是歌颂或者诅咒，而是要提出正题和反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新论题。这个传统在古希腊就有了，到今天仍然是西方（至少是学术界）对人和事物反应的最起码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传统。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派都是理性的、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基于这些现象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生产知识，并和其他学派交流和争论。

情绪不可避免，但没有理性的运用，情绪转化不了知识。数千年了，对人和事物的看法仍然停留在情绪，没有知识的增加和进步，更没有新知识的产生。至少对那些想追求知识的人们来说，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为例，他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思想性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很多社会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知识生产构成制约。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时再给知识“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从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自文艺复兴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支撑，就没有合法性和说服力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人们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情绪反应，很能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的缺失状况。如何克服情绪思维而确立理性思维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