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一系列新型娱乐场所。尽管，这些场所已被上海市民阶层普遍接受，但知识群体对于此类兼具危险性与刺激性的场所，仍然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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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20年代，跳舞成为上海滩时髦的娱乐活动，爵士乐队风靡一时。典型的夜生活可以是在斜桥弄（今吴江路）有菲律宾乐队伴奏的圣安舞厅喝威士忌，或者是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有着巨大半圆形吧台的法国俱乐部喝苦艾酒。大部分舞厅里的舞会都持续到凌晨。

上海开埠，带动了城市娱乐业的空前发展，为市民提供了数量众多、内容各异的现代都市娱乐项目。1934年，中国旅行社编辑的《上海导游》中提及上海的娱乐活动时指出，“其列于娱乐之门者仅如下项：（一）电影，（二）京戏，（三）游艺，（四）舞场，（五）哥而夫球场。”舞厅、弹子房、回力球场等地，既是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一个体现，也因其具有的西化色彩而受到上海知识群体的垂青。 

在上海的大学教员中，“一般收入不太高的教师会参加像看电影、看戏、跳舞等一类低消费的活动；有中等收入的人，则会参加一些类似骑自行车、划船、游泳等体育活动或西方式的沙龙、郊游活动。”许多沪上文人闲暇之时更乐意光顾这些场所，有些人甚至长期沉溺于此。

舞厅里的“噩梦”

上海自开埠以来，随着西人定居租界，交际舞也现身其间。由于西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国人对这种“有伤风化”的搂抱之舞殊难接受，所以交际舞在沪上长期未获批准，只局限于西人的私家聚会或团体庆典，数量和规模亦均有限。因此，长期以来，跳舞一直是上流社会小众范围内的一项高雅娱乐活动。 

民国建立后，社会风尚日趋开放。1920年代中后期，跳舞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娱乐活动在上海蔓延，舞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沪上。1927年是上海舞厅史上的骤盛之点。彼时的上海成为远东最大的工业、贸易和金融都市。1930年代上海营业的舞厅数量颇多，常年维持在30家以上，蔚为大观。跳舞人员由早先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扩大至新兴中产阶层与普通市民，跳舞也从一项高雅的、小众的娱乐活动，渐变为一项通俗的、大众的娱乐活动。 

投机者纷纷开设小型舞厅，专门吸引中等阶级舞客，如胜顺风、逍遥、夜总会、惠令登等，舞票之廉出人意料，每元五跳至八跳。一些中小型茶社、酒吧、咖啡馆等开始兼营跳舞业务，一些舞场也开始将咖啡、喝茶等业务与跳舞捆绑经营，时有“茶舞”一说。“所谓茶舞，实最经济之舞，凡持有茶舞券者，可无条件享受清茶一杯、点心数份，但舞客须于晚间跳舞时，购舞票满洋五元者，始得奉赠一张，此亦舞场主人联络舞客之一种手段耳”。 

当跳舞日益大众化后，充斥舞厅里的既有医师、律师、商人等中上层人士，亦有流氓、无业游民等三教九流。一些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文人既希望体会跳舞的乐趣，又不愿混迹于普通舞厅，他们别出心裁，另找地方举办私人舞场。这种舞场不对外开放，只面向文艺界同仁，既是文人自娱自乐的产物，也是文人借以同其他阶层相区隔的活动方式。 

舞厅的灯光、音乐等氛围，给1930年代的沪上文人带来了愉悦感受。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奔放、充满活力的群体中，不再彼此分离。“舞女盈座，红绿缤纷，个个争妍斗魔，打扮入时。人人择偶起舞，随着音乐的声调，各作舞姿的徐疾，大有此乐只应天上有的感想。无怪一般青年，乐此不疲”。另一方面，他们对舞厅里暗色的灯光、舞女与客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持抵触态度，将舞厅视作“销金窟”与危险的色情场所。“可以搂抱着不相识的女子，随着莫明其妙的乐声，像摆渡船般的拖动。恶劣的舞女，恶劣的舞客”。 

弹子房、溜冰场与游泳池

弹子房即后来的台球室，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常见的娱乐场所之一。所谓“弹子”，既不是音译，也非意译，因其像中国古代民间弹子类游戏，故以得名。 

清末民初，“弹子”作为一项娱乐活动传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日益流行，成为许多趋新尚奇的都市人日常休闲活动之一。在上海，一般弹子房设在茶楼里面，开弹子房的茶园一般是一品香、洪园、华众等著名老字号茶楼，它们本身就有着很好的客源，开设了弹子房以后，吸引了更多前来打弹子的茶客。上海也不时举办弹子比赛，并在报纸上进行具有民族主义意味的宣传。 

滑冰作为一项运动，在中国古代已有雏形。《宋史》载皇帝“幸后苑，观冰嬉”，可见滑冰实为一种供官僚与富人阶层观赏的杂耍性活动。至清代，滑冰已经开始逐渐普及为一项大众活动。乾隆年间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 

民国时期，滑冰运动被视作一项西人喜好的娱乐活动引入上海，并受到上海人的喜爱。“上海跑冰场只有一家，……原址即今虹口大影戏院也，后移至虬江路，……嗣因上海大戏院建筑舞台，遂迁至虬江路之北，地邻铁路，复极黑暗，出入诸多不便，生涯遂一落千丈，未几乃移入新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焉”。

游泳作为一项兼具健身与娱乐的户外活动，为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居民所喜爱。彼时上海市内的游泳池主要有四种类型：公共游泳池、团体游泳池、学校游泳池以及私人游泳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租界工部局在虹口建造的公共游泳池。该游泳池为露天式游泳池，北侧有看台，池中有一立柱式喷泉，水从上端流入池中。该游泳池常常人满为患。 

《良友》上刊载的一篇《大上海的热》中描写当时的场景，“人，男人，女人，从跳台上往下跳，跳到水里去。一个，两个，三个，老是那么样，跳着，跳着。大热天浮在水里是多么有趣多么好玩儿的事。大家都带着笑脸儿。”据曾经在虹口游泳池游过泳的郑逸梅先生回忆，当时还没有“比基尼”，泳客都穿连体泳衣，连男子也穿背心式泳衣，女子则多穿连衣短裙式。 

跑马场与回力球场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赌博活动日益流行。从2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形成了3个跑马场、3个跑狗场、1个回力球场、5个大赌场、数十个夜总会，以及数百个发售彩票的专业店，这些场所成为上海市民疯狂参赌的娱乐场所。 

“每当春、秋二季赛马时，沿跑马场一带看台密布，供观者驻足，以博微利”。一些文人闲暇之余也涉足这些地方。 

回力球最初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引入中国。但回力球落户上海以后不久，很快就脱离了原本的体育竞技娱乐内涵，演变成为经营者手中疯狂敛财的赌博工具。中国人的赌钱热情在这里可以合法地宣泄，比赛的组织者两头抽利，一面从赌资中赚取巨额利润，一面又在赌前提取佣金。许多文人闲暇时间常常去回力球场观摩比赛，一赌为快。 

热衷于此项活动的文人爱屋及乌，他们通过将赌博与人生相关联，赋予赌博行为以积极、正面的意义，赌博所具有的负面色彩被淡化甚至忽略不计。他们通过赞美赌博行为而确立参与回力球运动的正当性。在穆时英的笔下，赌博是一种集合心智、魄力、耐力与品德于一体的行为，是一种强者的行为。“赌需要更清晰的理智。需要更坚强的意志，迅速的决断，强健的神经，和不屈不挠的耐心。懦弱的人，优柔的人是永远不会胜利的”。也正因如此，他的好友叶灵凤、邵洵美、施蛰存、刘呐鸥等“都是以殉教者的热情去崇拜了赌神的”。 

虽然回力球运动因具有赌博色彩而易使人上瘾，但文人对其中暗藏的玄机有清醒意识。许多文人撰文主张不可沉溺于此。在谢六逸看来，“上海有的是娱乐，然而是糜烂性的。跑狗场，回力球。”作家林微音指出，“回力球的确可以说是上海最刺激的事件中的一件。它能使你狂喜，使你颓丧，使你心跳，使你出汗，使你忘了你的爱人的约，使你不顾你的太太在等着明天的开销，它甚至还能使你提前结束你的生命的行进”。 

无论是跳舞抑或赌博，其娱乐方式旨在最大限度刺激视听感官，使身心产生全神贯注的紧张感与愉悦体验。1927年至1937年间的经济繁荣时期，上海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孕育出无数市井民众的发财梦与英雄情结，其背后一个日渐庞大的商业社会，正在以残酷无情的运作逻辑，攫取民众手里微薄的财富。

文/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老上海文人的娱乐生活》，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6期，总第5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