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仅仅是个理论”，那让他们把这个说给每年因耐药性感染而死亡的70万人的亲朋好友听吧。对抗菌素和抗疟药等抗微生物药物的耐受，就是适者生存的表现。不幸的是，适应微生物就意味着不适应人类。药物耐受不仅是最鲜活地体现进化真实发生的例证之一，也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直接损失的一个案例。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此类死亡人数可能从70万增加到1000万。

真正的威胁更不易察觉，却非常严重。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发起的那些）最终将会降低印度的肺结核发病率，但这很难弥补每年六万名新生儿因耐药性感染而致死的损失。哪里有地方性传染病，哪里就有对其疗法的耐受。这即便在富裕世界也不例外。

耐药性的蔓延是“公地悲剧”的例子之一；负责的人看不到造成的损失。你养牛吗？给它们的饲料里加点抗生素促进生长，不断增强的耐药性造成的损失却由全社会承担。你嗓子痛吗？吃点抗生素吧，以防是细菌性的。就算是病毒性的，吃药治不了，那也没坏处——除了会害了以后染上耐药性传染病的人。

对做正确的事缺乏激励，这一点很难纠正。在有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医生开处方会有奖励。症状消除后，病人如果疏忽了而没有吃完整个疗程的药，也不会有直接的损害，但是最耐药的细菌会存活下来。因为很多人错误地相信是人类而非细菌产生了耐药性，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因为没有一种办法能够独立解决耐药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多管齐下。首先是减少用量。农业部门可以禁止对农场动物使用抗生素促进生长的做法，欧盟已经这样做了。如果各国政府都同意携手推进这类法规就再好不过。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政策都应当是多接种疫苗，在感染发生之前加以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