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一家精神病院,病人在室 外的活动场晒太阳、聊天、活动身体。]

这类出不了院的病人规模，尚未见全国性统计数据。但《凤凰周刊》的调查表明，这种现象极其普遍。从对大陆精神卫生领域医生的采访、地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学界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窥见，这样的人群在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中可能高达半数：

如果说罹患精神疾病是一种不幸，那么置身高墙围拢的精神病院，再也无法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便是一出更为不幸的悲剧。家属不肯接纳，社区一再反对，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也各有苦衷。但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让没有罪行的精神病人和康复者，忍受社会的歧视并承受社区精神卫生资源短缺的代价，在精神病院度过漫长一生，直到死亡。

在所有疾病当中，没有哪种普遍的疾病能像精神病一样，给中国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如此沉重的羞耻感。它叫做“病耻感”。受访的医务工作者无一不向记者强调这个词汇。

记者此前也曾联系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名精神科医生，请他们帮忙介绍病人和家属，结果无一例外地婉拒采访。街坊、民警、社区工作人员都曾在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有时希望了解情况，帮助做病人的看护管理，但都会遭到家属的拒绝。

被小心回避的“外人”甚至包括医护人员。即使是看病就诊本身，对很多人来说也难以见光。叶晓丹过去在康宁医院门诊坐诊时，就曾碰到很多使用假名字的情况，医院后来被迫要核对病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些家属甘愿放弃报销，也要把病人带到异地求医。

“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偏见，甚至波及到精神专科医院及医务人员。”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说，在政府包分配的年代，一些医生、护士分到了精神病院工作，都是哭着来的，过一两年就都走了。叶晓丹告诉记者，有的护士择偶也为此受到影响。当谈到自己的工作时，有些人的语气会立刻变得不一样：你是跟精神病人打交道的？

“一得精神病，一辈子就完了”——由于过去无药可求的精神医学史，部分病人表现出的疯狂状态，以及当代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欠缺，精神病从整体上被污名化了。当极少数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以暴力的面孔示人时，它可能会酿成一场公共视野里的悲剧。但同样悲剧的是，它可能引发社会对所有精神病人群的恐惧和歧视，加剧对精神病的污名化。

“留在精神病院，住上十几年的病人，很多是精神分裂症病人。他们很难彻底治愈。”叶晓丹说，精神分裂症分为“阳性”和“阴性”症状，阳性症状表现为精神亢奋，多动不安，比如又唱又跳、吓人，一般一周就能控制，再经过巩固治疗，出院以后坚持吃药，病情基本可以维持稳定。阴性症状表现为精神活动减退，情感淡漠，很难治愈，比如街头上一些流浪的患者，病人自言自语，但不影响到其他人。

精神病是一种谱系很广、病因和表现都很复杂的疾病，其中有很多需要澄清的地方。随着现代医学的强势，对疾病理念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比如，网瘾、睡眠障碍都可能是精神疾病。叶晓丹说，有精神科医院调整了科室名称，比如将“睡眠障碍”单列为一个科室，以减少病耻感。很多人可能患有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但仅仅表现出失眠，所以去失眠科看病，便于家属接受，不会被轻易扣上“精神病”的帽子。

但公众的看法不会随着家属病耻感的减少而改变。中国的一项学术调查表明，当代社区市民对精神病人仍持有传统的偏见、歧视、害怕及阻隔。尽管社会各界同情精神病人，主张精神病人应享有个人权利，但高达39.6%的市民认为精神病人应与社区其他人隔离，35. 5%的人主张精神卫生设施应设在居民区以外，35. 8%的人认为引起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自我约束能力和意志。

[2013年11月16日,浙江境内一家精神病院,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这里的患者们情绪稳定,聚在一处打牌如同常人,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玩“争上游”、贴胡子,打发时光。]

2013年，中国首部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领域法律《精神卫生法》规定，今后如无特殊情况，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一般实行“自愿原则”。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为落实这一要求，向所有住院患者宣讲了《精神卫生法》。院方调查发现，近300名住院患者中，180多名患者都要求出院回家。经过医院对患者病情评估，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

医院随后为此召开出院患者家属座谈会，但几乎所有参加座谈会的患者家属都在会上表明，坚决反对患者出院。时任海淀精防院副院长的李文秀回忆，有的家属当场质问医院领导：“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没地方住，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精神分裂症患者第一次发病通常是在青壮年时期。在中国农村，这很可能让一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监护，家属们把他们关进自制的铁笼以图省事。农村地区“镣铐锁身”、“猪圈关儿”等悲情病人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即使是在城市，家属拒绝病人回家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新京报》曾报道海淀精神病院一例年轻病人小令的遭遇。医生评估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

然而，家人似乎被小令之前杀害女友的劣迹吓坏了。包括母亲、妹妹在内的家人都坚决不同意他出院。母亲曾写信给住在海淀区精神病院的儿子，“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病人回归家庭，不仅意味着要花费时间、财力、精力去在生活上照顾家中的这位病人，家庭还可能要面临其他额外的压力。如果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医治和康复，或者因为停药而发病，其在发病状态下的行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后，往往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其监护人却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至亲的冷漠和拒绝也可能成为压垮这些患者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医学文献中的病例显示，有的精神病人因为家庭拒绝造成病情反复，最终自缢而亡。

精神病人的暴力倾向的确很容易为外界误读。尽管有关精神病人危险性的说法很多，但并没有权威、有力的证据表明，精神病人的危险性要显著超过普通群体。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告诉《凤凰周刊》，统计数据表明，只有大约5%的精神病人有暴力倾向。

对于这5%范围内的患者伤人事件，“媒体报道时若只顾大肆宣传博眼球，只会让这个群体成为危险的代名词，这种行为无疑比那5%的患者更具伤害性。”有卫生界人士如此表示。

中国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大多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2006年曾对全美精神分裂病患暴力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精神病学领域的顶级杂志《JAMA Psychiatry》上，美国精神卫生国家研究所网站也刊载了这一结果：对全美1410名精神分裂病患半年的调查表明，仅3.6%的精神分裂病患存在可能威胁社会的严重暴力行为。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多发地主要还是在家庭，而非公共场合。

中国精神疾病管理工作列有六大类重症精神疾病。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国家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发病报告的范围为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主要涉及的疾病种类有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重性精神疾病。

之所以实行发病报告制度，中国卫计委解释说，此类精神障碍患者病情严重，尤其在急性发病期需要尽快尽早进行救治，否则有可能危害个人及他人。同时，还有助于卫生、民政、残联及社区治安管理等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对患者进行救治、帮扶和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患者对他人及社会的危害。

目前，为了有效防止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危险行为，中国政府在社区部分加强了对精神病人的管理。这主要是借助免费服药政策。譬如在北京，京籍的精神分裂症等六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自愿基础上，可以享受门诊免费基本药物治疗政策，但须到户籍所在地建档。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已登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超过27万例。但这只是登记建档的患者数量。按照一些研究者的推算，中国每千人中有超过10个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一个社区的重症精神病人有多少，这一点普通人可能难以注意到。大多数时候，他们被低调地处理了。这可以理解，精神病人的存在可能引起公众恐慌。“我们辖区病人具体的数字，我不方便告诉你。”北京田村路社区精神康复科治疗师张冲告诉《凤凰周刊》，这可能涉及公共安全的问题，他本人并不惧怕精神病人，但担心曝光这个数字可能带来麻烦。

《凤凰周刊》记者／曾鼎

原文节选自《笼中病人》《有家难归——大陆精神病人回家困境》，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