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记者／郑在（发自喀麦隆）

刻苦耐劳的精神使得中国的中小投资者作为后来者，能在非洲等落后地区从高风险的投资中获利。但在掘金这种高污染投资行业中，一些人往往依赖于逃避监管、巧取豪夺、勾结腐败等对当地具破坏性的操作方式，并对当地社会责任缺乏重视，给中国海外形象平添负分，对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也绝非利好。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拿着铁锨、棍棒的人群终于安静下来。面对这群语言不通的黑人，带头的中国大哥通过翻译大声吼叫道：“有问题你们去雅温得找政府去！我们有执照！”当地人看到宪兵向天开枪了，也就不敢再轻举妄动。

这场对峙发生在喀麦隆东部一个名叫Gogazi的小村庄里。三年前，村里来了四家中国的小型采金企业。他们向当地人展示了从政府获得的许可证，宣布河道中的黄金从此归他们所有。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自此失去生计。

金矿是这个并不发达的中部非洲国家除了石油以外的主要资源，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投资者蜂拥而至。

『2008年6月1日，喀麦隆东部大区境内的卡代河附近，当地的掘金工人正在作业。随着淘金的开始，卡代河的河水早已混浊不堪。河道两侧的植被大多被破坏，并被开挖出许多大坑。』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显示，采矿业在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中居于首位，所占比例已超过30%，高于占比19%的金融业及16%的建筑业。其中，民营企业更多参与到非洲矿业投资中成为显著趋势。

对于远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亲人而言，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丈夫，是不辞劳苦的父亲，是发家致富的希望；但对于世代生活在深山里的当地人来说，他们是抢占工作机会的掠夺者，是当地环境的破坏者，甚至，是言而无信的诈欺者；对于乏力监管的中国官方而言，他们是一群不在统计名录内的海外开拓者，又是需要守护的中国公民，也是海外舆论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论据；而对于力求发展的喀麦隆政府而言，他们是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引进者，是矿产资源财政收入的贡献者，也是一部分腐败官员的提款机。

以上，是这群底层中国淘金者在非洲未被清晰勾勒的复杂形象。

靠运气的危险“赌博”

“这么跟你说吧，唐总刚来非洲的时候，跟你一样白。”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家华人酒店里，钟总指了指对面的唐总，笑着说，“怎么样，现在和黑人差不多了吧？淘金有多辛苦，你知道了吧。”在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人，喜欢用“某总”来互相打趣。

此前，唐总从未涉足采矿业，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是被黄金所吸引的众多“信徒”之一。由于终日在工地现场监督，唐总一个月才能回雅温得一次。但休息不了两天，他多半会驱车前往喀麦隆东部大区的贝塔雷-奥亚市（Bétaré-Oya），那里是喀麦隆黄金含量最高的地区。离开雅温得之前，他会去百货市场采购工人用的遮阳帽等杂物，然后到菜市场采购一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蔬菜——但这仅够矿上的十多个中国工人吃一周左右。

『金矿现场，三个当地雇员穿着雨衣端坐在上面一动不动，扬尘早已让他们黝黑的皮肤变得和泥土一个颜色，甚至埋没在这幅图景中。』

出城时，每到拥挤路段，唐总便警惕地回头张望，以防有人从车斗中偷东西。

最近唐总有些心神不宁，他已经辛苦了半年，却始终收不回成本。一台价值198万元的挖掘机，40万的砂泵，30万的皮卡车，再加上柴油机、购地费、工人工资及每日开支，成为一名金矿主需要至少花费400万元人民币。

半年来，唐总共收获了十几千克的黄金，最多的一天有4000克。“黄金的市场价格约为每千克24万。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口袋里就多了100万，你说高兴不高兴？”但这并不是常态，最少的时候只有几克，甚至一无所获。“我买了一块20公顷的地，挖了两个月，啥也没有，最后只好放弃了。不然一天无论如何也要投入一万块啊！”唐总心疼地说，“现在骑虎难下，的确有点后悔。”

“赌博都比这个强！”唐总的朋友在一旁说。同样来考察了一阵，但他觉得采金的风险太大，所以没有介入。

出生于广西上林采金世家的钟总则坦然得多。他从16岁就开始采金，东北、新疆、青海、海南，“国内只要有金子的地方都跑遍了”。2013年，钟总从加纳转战喀麦隆。他的投资规模比唐总大得多，十几台挖掘机分布在十来个工地，阵势不小。“采金要有耐心——”钟总语重心长地说，“但首先还是靠运气。”

一些运气不好的淘金者早已散尽家财，甚至因此负债累累，不敢回家。就记者接触的中国淘金者来说，主要来自广西、福建、浙江等省份。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人打头阵，然后带来了全村的弟兄。在飞往加纳或喀麦隆的飞机上，常常能瞧见包工头样子的中国人向旁边的人吹嘘，他又从老家介绍了多少个同乡去某个矿上，赚了多少钱。

从雅温得开车一路向东，建筑物从楼房逐渐变为砖砌的平房，再到红土搭建的土坯房，但浓郁的森林始终陪伴。中国司机用熟练的法语和沿途盘查的宪兵攀谈，加以纯净水“行贿”，才能顺利通过。

在数小时节奏强劲的迪厅舞曲之后，记者终于在天黑时来到了贝塔雷-奥亚市的一家华人旅店。当地的矿工头目多居住于此。

旅店的围墙用铁皮和木栅栏搭建，两侧各有几间铁皮房，像极了电影《无人区》中的场景。不同的是，旅店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上面是金灿灿的四个大字：恭喜发财。

一进旅店，先望见了“喀麦隆华人矿业协会”的海报，旁边的电视在重播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正回应有关“更大老虎”的传闻。但没有人看电视。大堂里的两张电动麻将桌前，两名举止轻佻的长发女子正和几个矿工模样的人打麻将。旅店虽然简陋，但娱乐设施齐全，仅KTV就有两个，直到凌晨都歌声不断。

出于安全因素，矿工们夜间很少外出活动。2015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当晚，据说一队矿工上山去烧烤，下山时晃动的手电引起在另一个工地看守者的警觉，以为是来“抢金”的，便朝着山上开枪。山上的人出于自卫也开起枪来。枪声惊动了不远处的另一处中国工地，结果也跟着开枪。直到钟总打电话给宪兵队的头儿，让他“马上调兵”，才平息了这场因为误会引发的“混战”。

尽管中国工人们总是被教导“保命要紧”、“不要反抗”，但偶尔还是会有人因此丧命。钟总手下的一名工人在一次与当地黑人的冲突中被射杀，凶手很快被宪兵队抓获。死者是钟总的亲戚，心存愧疚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如何跟亲人交待。喀麦隆没有死刑，“报仇心切”的钟总甚至想用两千万非郎把这条人命从宪兵队“买下来”，但对方不敢应允。钟总最后花了两百万，要求必须将凶手处以喀麦隆最严重的刑罚——终身监禁。

『外国金矿企业的到来让不少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失去了工作，Gogazi村的三千村民现在只能靠种庄稼或饲养牲畜为生。』

旅店里的一个金矿主答应带记者去他的矿上看看。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一阵后，机器轰鸣声越来越大，就到了最近的工地。

每个工地有十几个中国人，几个当地人——“黑人还是要雇的，不然体力活谁干？中国人是师傅哩！”据矿主介绍，中国人的工资标准一般是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底薪加2%的提成，“黑人很便宜，1000元就够了”。

在这些外来投资者到来之前，当地人只会使用最原始的方式——用铁锨、撬杠再加一个水盆，手工淘金。在喀麦隆的许多地区，尤其是东部，这种方式是大部分当地人的生活来源。如今，喀麦隆仍有约15000名手工采矿者。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刺激勘探并增加出口收入，喀麦隆于2001年通过新矿业法。新的投资鼓励措施包括：允许手工采矿者使用一定数量的器械；免收勘探期内和建设期内设备进口关税等。虽然喀麦隆法律只允许喀本地企业或个人进行手工采矿，外国人只能以“金融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其中，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当地人还是会将许可证出售给外国人。

『一位身着穆斯林白色长袍的长者拎着茶壶在金矿企业污染的河边打水。』

《喀麦隆论坛报》曾引述喀麦隆矿产、工业和技术开发部国务秘书福·卡里斯图斯·让特里的话说，手工采矿方面，许多外国人正涌入东部大区，与当地人合作从事采矿活动。但外国人的参与超越了“手工界限”。

该报纸2014年8月7日曾报道，在喀麦隆据说有一家从事采矿业务的韩国公司，只持有勘探许可证，却令人惊奇地在进行采矿活动。

“在我们看来，这种过火的行为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也并未给国民经济带来任何收益。这些本应从事工业化采矿活动的从业者大量从事手工采矿，给喀麦隆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采矿收入得不到有效监管，矿产储量也没有如实申报。”让特里说。

据喀采矿业扶持与促进机构（CAPAM）统计初步估计，目前喀麦隆平均每月约有200千克的黄金被非法售卖和出口，占每月黄金开采量的95%以上。而政府用于回购黄金的预算仅能回购约5%的手工开采黄金数量。非法采矿给喀麦隆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3000亿非郎（注：1元人民币约合95非郎）。

“损失”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上述金矿工地几十米之外，一个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凤凰周刊》记者目睹了“偷金”的全过程。工棚角落有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水池，水质混浊，水面之下就是混杂着沙石的黄金。“淘金”的最后一道工序——“摇金”便从这里开始。只见矿主拿起一个簸箕形状的模具，舀起一捧沙，像淘米一样，娴熟地将其在水中一遍又一遍地摇晃、淘洗，直到最细小的黑沙被洗尽，混杂其中的黄金便清晰可辨，熠熠生辉。尽管每天下午都会有矿业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工地现场监督工人摇金，然后按实际产量多少决定税额，但“技术娴熟”的工匠可以轻松地将部分黄金摇到水池中，让簸箕中残留少量黄金。待官方人员离开之后，他们再继续加班，摇出剩下的黄金。

几乎所有矿主都会强调自己采金的合法性。两年前，在加纳的中国人曾因非法淘金引发民间排华浪潮和官方清理行动，多达124名中国采金人员被羁押。但喀麦隆淘金者暂无这方面的担心——他们能够取得合法的探矿证，合法的开采证，合法的土地或河段。“我们是合法的，我们纳税啊。”不少矿主坚持认为。

（文中部分受访者系化名）

『本文节选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0期总第5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