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公安部为整肃作风，颁发针对枪 、酒、车 、赌的“五条禁令”。前二条与枪有关，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严禁携带枪支饮酒。从此，“刀枪入库”成为大陆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略有戏谑性。

现实压力下，大陆民警必须要走出惧枪阴影。警界早有共识，一旦大规模配枪，须做到法规明确、训练有素、配枪资格受严控。毕竟，这都属于常识 。“警察执法时没有武器，面临 了众多危险，这导致我们很多时候想维护法律的尊严却无办法 。我渴望一把手枪 ，可如果 真的把一支枪交给我，我会很害怕。”江西省瑞昌市警察周俊军在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枪又爱又怕的心理，他因改革农村警务信息工作模式而成为大陆知名警察、人大代表。周俊军原本计划在2014年上半年做一个调研 ，呼吁加强警察配枪执法 。

周俊军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于允许开枪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使警察在实战中很难把握。其次，警察因枪支出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需要改革 ，目前但凡出事，会一连串追究所长、副局长、局长的责任。“在这样的追责制度下，一个下发四五百支枪下去的公安局长，还能睡得着觉吗？须知大的公安局可以下发枪支达1000支以上。”周俊军激动地说。

在“连坐”制度下，各地视领导意愿的不同，不同程度上严格管理警察的枪，部分领导一劳永逸地将管理推向极端 。根据公安系统的公开论文，可见警察的很多抱怨 。领导将枪统统 收缴保管 ，连刑警都不让平时带枪；基本不配发枪支，领导不鼓励用枪；枪支只发到派出所所长、副所长一级；派出所把枪全上交到局里……对应的，大陆警察的领取枪支制度颇为繁琐。平时领取枪支花费30分钟是常态，节假日和晚上往往要两个小时，遇到管钥匙者外出则更麻烦。这些繁文缛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警察携枪的意愿。

即便没有领导的意志，多数警察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会选择不使用枪支。开枪后没有阻止犯罪嫌疑人、伤了不该伤的犯罪嫌疑人、子弹误伤无辜者、造成不好的社会观感……有太多的警察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从内部处分到获刑都有。

“领导不让配枪”、“有枪不能用 ”，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警察的射击训练更是遭到轻视。一个香港警察，每年的训练用弹量大约是190发，分三次训练。每一个台湾普通警察每年训练射击200-260发手枪子弹，还有一到两次的突击步枪训练共耗弹20-60发。香港、台湾和大陆一样，都严格实行禁枪，民间几乎无制式枪支。但大陆警察的训练量远远落后，视各地财政情况开展射击训练，普遍而言，一年能有2次实弹射击已属不易，且耗弹量一次为一个弹夹，远低于香港 、台湾警察 。

使用枪械不仅包括射击，日常的枪支保养同样重要，大陆警方亦缺乏保养上的训练。在射击训练中，往往由专人负责装弹和退弹，射击者只需要扣扳机。在实战中，训练不足的警察遇到枪械故障便手忙脚乱，难以快速、镇定地排除障碍，不少的警员伤亡由此而来。

“你可以开枪将‘五四’式手枪中的八发子弹都击中纸靶上的十环，但这并不表示您有能力去控制及制服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这是无数次实践告诉我们的 。”公安部政治部在2005年编发了一本书《致命错误：公安部民警因公伤亡战术失误案例评析》，前言中如是说道。书中全是真实案例，公安部还依书中的部分案例拍摄了同名教学片。公安部欲借此提升一线民警的战术训练，但离开枪后，很多教学就沦为理论学习。

目前，这一切缺陷正在被以举国之力填补。只是，石子坚觉得昆明事件才促成了警察理应做到的配枪执法，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回国后呼吁配枪执法那么多年，却不及几个恐怖分子闹事见效 。”

更让石子坚担忧的是，在大规模配枪后，庞大的大陆公安队伍难免发生丢枪、走火、乱开枪的个别事件，这很可能促使上层改变做法，决定“刀枪重新入库”。目前，随着四川交警 开房丢枪、河南幼儿园警枪走火、云南警察枪支走火导致击毙正与该警察发生撕扯的村民……石子坚的预测被一一证实。这些危险的解决之道并不难，常识是严格考核警察的配枪资格。很多警察坚信，势不可挡的大规模配枪，必将促使当前的持枪考核制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