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凤凰周刊2012年最后一期，第36期，12月25日重磅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