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南方朔    编辑/贾葭

　　受到伤害的人，也只有未来的社会进步，才能证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四川地区大地震后，无论官方、军队、社会，还是港澳台和欧美亚华人社会，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俨然谱成一曲人道团结大合唱。在这个大合唱的形势下，稍早前某些国家刻意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火炬之事，遂告无疾而终。西方长期以来的“修理中国”也开始失焦，改而将攻击的口径转向缅甸。
　　四川震灾，如果从较长期的观点来看，它其实有很多角度值得注意。其一，今年在西方污名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趋势下，尽管西方自己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更甚，但中国人自己却已畏惧谈论民族主义。
　　这次震灾的表现，证明了那种以共同感情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存在的。只要中国持续努力和进步，它被这种共同感情所寄望已势所必然。
　　其二，近年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已习惯于一种论调，即中国已不再有任何价值信念，除了自私自利、是个大家赚钱的地方外，已无其他意义。但震灾这种极限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同胞爱、邻居爱、师生爱和人间亲情，过去那种说法已被证伪。中国俗语的“患难见人性”，“患难见真情”才是真的。
　　其三，近年来人们也早已习惯于另一种论调，那就是官吏无能跋扈，军人嚣张。但这次震灾中，军政人员的表现，尚可称善。前两年美国卡翠娜飓风风灾，整个新奥尔良市形同陆沉，好几个州哀鸿遍野。但布什夫妇视察灾区形同观光，甚至还闹出失言风波，整个救灾慢了好几拍。
　　正因如此，四川震灾中，中国的表现，其实是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我们已有必要去做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观照。在此，我愿从近代的“社会控制论”和“灾难政治学”两种角度加以分析。
　　所谓“社会控制论”，乃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先驱罗斯（Edward A. Ross）所开创的一门学科。他最初对“社会控制”所作的定义是，“型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俾使其适合群体的需要”。
　　有关“社会控制论”的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将重点放在司法控制上。随着对不同社会比较研究的增加，渐宽的视野已开始往“效用”及“规范”方向移转，特别着重领导阶层在价值引导上，对社会控制所发挥的规范作用。意思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除了法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些被带领出来的价值倾向，这时候才会有凝聚力。这样的“社会控制”才会是较优的控制和管理模式。
　　从这次震灾，我们即看到中国的社会控制模式，业已出现了重大改变，由领导阶层带领，产生一种以“效用”和“规范”为主的新模式，连带的也召唤出社会、媒体、个人、地方行政系统各领域里善良的那一面。这是中国人性的复归，它当然也就会得到全球华人的同情与支持。
　　哈佛法学院教授布莱克（Donald Black）指出过，“社会控制”里隐藏着规范与价值的评价走向。中国这次震灾的反应与秩序维护的“社会控制”行为里，透露出来的“民本”评价走向，非常值得肯定。正因此，我认为中国学术及媒体界，已值得将这次震灾的表现当成一个特例来探讨与体会。
　　任何国家都以维护社会的运作与秩序为目标，这乃是广义的“社会控制”。替社会打开追求经济利益之窗，以严刑峻法、以教育来控制社会，每种做法都有功效，但最终极的乃是创造一种价值氛围，促成整个社会向上发展。北京这次震灾的示范角色，可能启动了新的阶段。
　　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可以看到这次震灾已带出可贵的新走向。此外，再从“灾难政治学”的角度来观照，也有许多正面的意义。
　　人类文明多灾多难，冰霜、风雪、洪水、地震及干旱等自然灾难，都给文明带来可怕的冲击。但从人类的普遍性经验也可看出，面对灾难，古代的认知是“天命”，现代的认知则是“挑战”。近代社会许多属于“现代性”的成分，大半都是灾难的挑战所促成的。正如法国学者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o）所说，灾难不重要，人在灾难中所做的才重要。
　　这次抗震救灾，在具体实践上，其动员效能最可圈可点，包括军队、官吏、媒体皆主动和被动地投入高度现代化的效率动员中。我特别着重在军队的角色上。现代学者如白鲁恂（Lucian W. Pye）等多人早已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军队，乃是最大的群体，影响力最大；而其任务、装备及行动模式，也是现代化程度最早和最高的部门之一。
　　因此，军队遂会有两极发展的潜力，坏的一面是会造成军人干政，无法无天；好的一面则是它可以将最早的现代化能力扩展开来，成为现代管理的带动者。在这次震灾里，我们即看到了后一种可能性。灾难有可能替中国带来进步，而不只是破坏而已。受到伤害的人，也只有未来的社会进步，才能证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来源：2008年第16期 总第2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