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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国涌
于丹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她的《论语心得》而大红大紫,没料到在东邻日本也受到了欢迎,日本甚至有人干脆叫她为“女孔子”。好赶热闹的媒体惊呼“于丹‘《论语》热’烧到日本”。难道“于丹《论语》热”真的烧到了隔海相望的日本?难道日本也要打造“和谐社会”,需要“心灵鸡汤”,寻找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万能灵丹?对此,中文网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断言那是日本人的“无知无畏”。
老实说,于丹那本书的日文版要到9月份才出来,日本大众压根儿就没有读过——到底于丹是怎样理解孔子,怎样解读《论语》的,日本人并不清楚。即使是那些把于丹视为“女孔子”的人,他们关心的恐怕也只是《论语》本身,或者《论语》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能否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继续发挥作用。说白了,于丹恰好赶上了日本新一轮的“《论语》热”,她在日本受到欢迎的原因与本国并不相同——究其根本,可以说与《论语》有关,与她的《论语心得》无关。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曾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民族的面貌。日本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向中国学习的历史。《论语》在日本一代代读书人乃至商人心目中,都有着尊贵的地位。即使进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策已转为“脱亚入欧”,开始踏上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不归路,明治天皇仍颁发过“道德以孔子为先”的谕旨。在日本社会,这更是有一种有力的声音,保持儒家价值,继续在《论语》中汲取智慧。
号称“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以毕生经历创办大量银行、企业,他在10岁之前就熟读四书五经,一生信奉《论语》,他的代表作《论语和算盘》更是风行不衰,“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就是他最著名的一个说法。他试图改造儒学,把《论语》当作商业上的《圣经》,通过《论语》为近代工商业找到道德的支撑点,建立起“义利两全”、经济与道德合一的儒商伦理。这种儒家价值观,加上西方的契约观、竞争观、公平观、效率观和科学管理等价值,共同构建起了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儒学在日本的“创造性转换”,这是中国人一直未能做到的。
可以说,长期以来热爱《论语》的日本人,对儒家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只是在二战以后才有过一段时间的疏离。近年来,他们在发展中也面临一些困境,比如经济上的倒退,道德上的衰退,他们急于到儒家文化中寻找资源,寻求新的平衡,《论语》热的再度升温对于这个经济上高度繁荣、精神上习惯于安稳保守的岛国乃是正常的。有媒体报道,《论语》已成为日本高中的必修课,不少日本的书店都设有孔子专柜。这个时候,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国的走红,让个别日本人误以为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像他们那样的《论语》热,他们当然想了解在《论语》的故乡,今天的中国人是如何理解《论语》的,并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日本有人喊于丹为“女孔子”,他们并不清楚于丹在中国固然很红,批评她的声音却几乎同样强烈。他们不知道,于丹讲的只是她自己的《论语心得》,与孔子的《论语》并无多少关系,她只是在《论语》的地里种自己的庄稼。他们不知道,于丹在中国充其量是大众文化狂欢中的一朵浪花,与读经典无关,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相反,很可能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今天泛娱乐化的汪洋大海中,“于丹现象”更多地属于娱乐现象,并不涉及儒家的核心价值,也不可能成为重构工商文明社会的一个新契机。哪怕“于丹《论语》热” 真烧到了日本,也不过是一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误读,不值得吃惊,更不值得欢呼。
来源:凤凰周刊总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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