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你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一位读书人曾经面对这样的提问。许多人脱口而出，“苏东坡”。眼角眉梢，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远隔千年的大才子的喜爱。就连许多刚刚开始涉猎文史的中学生，也把稚嫩的目光投向了苏东坡。

    中国文化史上，有才情，有个性，元气淋漓，好玩有趣的作家多了，为什么苏东坡独得了这么多“喜爱”？这实在是一个有趣而深刻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苏东坡的多才多艺。你看，在众多的文学家中，有谁能像苏东坡一样诗、词、文、赋无一不会，无一不精？书法，丰腴遒润，名列宋四家之首。绘画，高洁空灵，尤精于墨竹写意。甚至在今天，当我们与朋友推杯换盏之际，也能从“东坡肘子”、“东坡肉”中感受到他的生活意趣。

    但是，仅凭一个“多”字，就能享有那么多的喜爱吗？我们喜爱某个人，喜爱的是那个人，而从中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或自己的理想。在烟波浩淼的时空中，苏东坡引发了那么广泛、那么持久的心灵感应，从他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中，那么多人读出了“于吾心有戚戚焉”，读出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那么，苏东坡的身上，一定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信息。这种生命信息，与中华大地上无数读书人构成一种隐隐然的对应，缠绵淡雅，夺人心魄。

    东坡小时候，有一次读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党锢之祸时受迫害的一个人，但他不逃避，甘愿为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唯一遗憾的，是觉得对不住母亲。范母对儿子讲，一个人要想有美好的品德节义，又想有富贵寿考，两者不可兼得，我愿你完成你的理想。苏东坡大受感动，就问自己的母亲是否也能如此。苏母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母呢！

    这种幼小时埋下的种子，在苏东坡以后的日子会时时发芽。他的一生，宦海沉浮，既不容于王安石的新党，也不容于司马光的旧党。“居庙堂之上”，则“尽言无隐”， “不顾身害”；“处江湖之远”，则关心民瘼，兴利除弊，表现出传统儒家“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不盲从，不阿势的铮铮铁骨。

    如果苏东坡只有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那以他的遭遇而论，很可能会步屈原的后尘，至少也应该是另一个孤苦的柳宗元。但是，苏东坡的生命天生丰富。他很早就读到了《庄子》，知道了“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领略了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也见识了鲲鹏的垂天之翼，无拘无束。“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不但读，简直与庄周“心有戚戚”。也就是说，在苏东坡的生命之旅刚刚开始时，就汇入了儒道两家最澄澈、最壮阔的泉源。正是凭借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道家高妙的人生哲学，苏东坡才有勇气去迎接人生路上那一拨接一拨的贬谪、陷害、失意、苦痛。“人生如梦”，“早生华发”，可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周公瑾那样的“风流人物”不也烟消云散了吗？密风骤雨，“穿林打叶”，只要你摆平心态，“一蓑烟雨任平生”，片刻光景，便“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平生的灾难无过于“乌台诗案”的迫害。他踉踉跄跄，伤痕累累，从京城逃到黄州。经历了一场从死到生的突围，也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正是在黄州，这个穷苦的小镇，他开始自称“东坡居士”，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更广阔的人生空间。

    虽说挂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名号，实际就是个囚犯，俸禄微薄，家口众多，加之，黄州地僻人稀，生活相当艰难。但他很快就发现，“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村酒也酿得不坏，那个地方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鲜美，猪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很快他有了当地朋友，连太守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晚上，苏东坡又和几位朋友在江上聚饮，月白风清，酒意微醺，随口吟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他畅快极了，与朋友大声唱了数遍，兴尽而散。苏东坡这样的名人，他的一举一动在小小的黄州都会成为新闻。第二天，黄州城就轰传东坡昨夜唱罢此词，“挂冠服江边”，驾船长啸而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得再明白不过。负有监视责任的太守朋友徐君猷大惊失色，赶忙驾船来访，未至住处，已然听到苏东坡那独具特色的打鼾声。非但没有远涉江湖，压根儿就高眠未起。

    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为进取和退隐的矛盾所困扰，与此对应，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饱读儒家诗书的古代书生，无论身份如何卑微，几乎都会很早拥有积极用世的心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这是他们的理想、目标，也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所在。等到在现实政治中碰壁了，受伤了，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另一半道家基因就会开始发酵，于是出世，于是退隐，于是构筑起小小的精神天地遮风挡雨。

    这种退隐当然可以是远遁山林，绝迹江湖，当然可以是躬耕垄亩，采菊南山，但是，那样的隐逸都太具体，太有针对性，苏东坡实在是太聪明了，也把世事看得太透彻了。他知道人生本就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大罗网，与其左支右绌，苦苦挣扎，还不如随遇而安，抓住现在。我们在苏轼的诗文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沉浸于当前的适意的境界中的满足。心境虽苦，既然出来游玩，那就无妨全心全意去感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畅快；岭南荒蛮，既然贬谪至此，也算有缘，那就无妨做一个“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老饕。偶尔，兴之所至，也会高呼几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是，请放心，他只是说说而已。

    以一种赏玩、赏爱的态度去应对人生的风雨变迁，这实在是一种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高度修养，也是苏东坡之所以受人喜欢的真实原因。我们真应该感谢他，为那么多不如意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心灵的回旋空间，生命的状态虽然说不上昂扬奋进，元气淋漓，至少也算活活泼泼，有滋有味。

    不过，有时候也想，中华民族长久地享有着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偶像，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至少说明，我们不如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可以旷达，可以洒脱，但旷达、洒脱的底色毕竟是生命的洪流受阻、受挫。晚年，从海南岛放归，已然踉跄蹒跚的苏轼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个惊世奇才，一个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奇才，如此盘点自己一生的价值，是不是有点太过辛酸了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宁愿我们的民族长久喜欢的是李白，而不是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