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对《老子》时代的辨析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的，他认为：“‘价值形态’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是纯然社会的属性。生产物在自然的形态之下，无价值可言，只是表现为一种使用物，唯在披上社会的外衣之时，即转变而为社会的形态时，于是才在交换的形态下表现出价值对象性来。”也就是说“价值”这个政治经济学上的概念有其历史阶段性，而侯外庐又通过对《老子》文本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价值”概念，并据此对《老子》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做了一个经典的论断。

　　《老子》中有一段令历代学者都很费解的段落，即第11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般的学者，都把“有”“无”解释为自然属性，而侯外庐则不同，他从“‘有’与‘无’为对立物，‘利’与‘用’亦为对立物”的现象出发，认为：“所谓‘无’，是社会的属性，不是物理自然的属性。”“无”的意思是“不私有”，“当其无”的意思便是“当车器室在非私有财产的特定阶段”。在非私有生产物（无之）的社会，人类的劳动产品只是自在地表现为使用物，也就是说，它自在地是使用价值，即《老子》中的“无之以为用”，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私有生产物（有之）的历史阶段，“使用价值”（用）就转向了它的对立物“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值”（利）。侯外庐指出：“从实体上言，谓之使用价值，从大小上言，谓之交换价值。价值形态的复杂的形态即货币形态，这不是说‘以为利’的价值关系吗？”侯外庐根据马克思“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的原理，认为：“一定量的大小物件惟在兑换的关系中，才有‘以为利’的现象，所以我大胆的敢说，这‘以为利’三字，就是指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形态，或交换价值。”

　　钱锺书曾经在《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的第6条“无之以为用”中引述了历代学者对老子这段话的解释，但无一例外不能说明“利”和“用”为什么是一对矛盾关系。而侯外庐则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交换价值”（利）和“使用价值”（用）充分说明了其中的矛盾与转化关系，符合道家哲学的逻辑。同时，侯外庐把《老子》书中所反映的时代也考证了出来了，就是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时代——而老子所理想的“无之”时代就是“经济史上的‘原始村落公社’”。

　　1943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来到重庆，结识了当时聚集在重庆的许多学者，其中就有侯外庐。他们曾在一起讨论过上述问题，李约瑟听了侯外庐的观点后表示赞同，侯外庐晚年回忆道：“接受我关于老子经济思想研究观点的学者中，李约瑟博士是第一个外国人。他对我的解释，表现出热烈而浓厚的兴趣。”后来，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中“根据侯外庐的解释（1946年3月的私人谈话）”翻译了《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段话：“侯外庐的解释则迥然不同：三十根辐合成轮，当没有私有财产时车的制造是为了使用的。粘土制成容器，当没有私有财产时容器是制造来为了使用的。门窗用来建成屋室，当没有私有财产时屋室是建造来为了使用的。因之，有了私有财产就使（封建诸侯）得利，而没有私有财产则使（人民）得用。”李约瑟还对侯外庐的观点做出了评价，他说：“这段译文也许被认为有点奇怪，或许作者在其中无意识地认识到‘利’和‘用’的对立，这在传统译文中一般是模糊不清的，并把‘有’和‘无’分别解释作‘有’和‘没有’（私有财产），而不解释作‘存在’和‘不存在’。当然应当承认，传统的译法是中国历代注释家所认可的，但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究竟哪种译释才更符合古代道家的总的政治立场。”李约瑟还在注释中引用了其他学者对侯外庐观点的肯定意见，他说：“武尔夫同意侯外庐强调‘利’和‘用’的对照。”可见李约瑟对侯外庐的观点是极为推崇的。

　　1980年代，侯外庐在回忆完这段历史后又请李约瑟进行核实，李约瑟在回信中说：“我记得，当我把它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为此我曾受到不少批评，但我仍然认为侯外庐是对的。”侯外庐对这一研究也非常重视，他说：“从这一解答的获得中，我意识到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窥见老子思想背后的隐秘……用《资本论》诠解《老子》，并不是靠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警言，而是靠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历史学上的运用，而这一学术尝试，客观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传统。侯外庐晚年回忆道：“《资本论》的翻译，和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这两项工作我在山西的四年中，一直是同时进行的。这对于我来说，不仅不矛盾，相反还起了互相促进的作用。对《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奠定了我的理论基础，我从中得益非浅，所以做起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探讨工作来颇感得心应手。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数年之后，当我成为史学界一员时，以往那段为《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孜孜苦斗的经历，反而不被人注意了。实际上，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我们今天在理解侯外庐的这一学术经历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作侯外庐个人的学术财富，而是应该将其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