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牧谈《荣誉》、《新世纪新电影》

 

文：蔡晓容

 

苏牧介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荣誉》和《新世纪，新电影》作者，在他的电影解读里，你可以听见时代的脉搏，感受他对电影的热爱。

 

《中国新书》：苏老师，很多人认识您是从《荣誉》开始的。从2000年出版至2004年已经印了6版，今年下半年它的修订版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荣誉》将有什么变化？

 

苏牧：新版《荣誉》首先是技术质量的全面提升。旧版《荣誉》都是黑白图片（录像带抓图），图片质量很差。现在全部为DVD彩色抓图，并重新设计版式，非常精美，看新版《荣誉》，就像在看一部部电影一样，非常舒服。另外，我还增加了一部能体现新世纪电影特点的电影《罗拉快跑》的读解。新版《荣誉》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加进了我的“电影创作的基本问题”。它分两部分阐述，一、“艺术作品的层次”；二、“电影、生命、哲学”。本来，我是想把这两部分写成两本书的，但是我非常偏爱我的《荣誉》镲

 

《中国新书》：所以，你就把所有的精华都放到《荣誉》里面了。

 

苏牧：对。因为《荣誉》本身的地位和影响，大量的影视创作者、艺术院校学生经常向我提电影创作方面的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放到这本书里。其实，因为《荣誉》的热销，几年来一直有出版社约我写《荣誉》的下一部，就是《荣誉》二、《荣誉》三。我没有这样做。我知道《荣誉》在读者心中的品牌地位，所以不想多写。我要做的是，把这唯一的一本《荣誉》修改到最好。

 

《中国新书》：您刚才所说的变化都是新增加的内容，那您对原书所选电影的解读有没有变化？

 

苏牧：有三分之一的变化。一部电影的读解，有变化的，也有不变化的。比如电影视听语言、电影剧作方法是电影的基本原理，这些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一部电影会有新的理解，新的看法。这些就是我增加的内容。

 

《中国新书》：《荣誉》给您带来很多“荣誉”，比如它荣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三届学会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等。但是，对一本书的最大肯定应该是来自读者，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荣誉》的读者带给您的难忘记忆？

 

苏牧：非常有意思，《荣誉》这么受欢迎，我也很意外。有时候我去电视台讲课，见到我，很多人会神秘地向我微笑致意，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知道了镲

 

《中国新书》：他们都是《荣誉》的读者。我还听说2001年上海电影节的时候，艾伦·帕克是电影节评委，“东方时空”的水均益去采访他，送给他的礼物就是您的这本《荣誉》。

 

苏牧：是。我后来到各大学，像广播学院、中戏等讲课办讲座，老师介绍我，都不介绍电影学院教授，他们说我是《荣誉》的作者，底下就会发出“嘘”的声音。原来同学们与《荣誉》朝夕相伴。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很抱歉，我没一一回复。所以，我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荣誉》的修订版。新版《荣誉》是我对读者的回报。我觉得简单地回信表达感谢没有很大意义。写出更好的书，对读者的学习、创作有帮助，——这才是我对读者的最大感谢。

 

《中国新书》：您的《荣誉》4年印了6版，在电影类书中是打破先例的。这几年，出版界出过不少关于电影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都从台湾引进了成套的电影丛书，算起来有几十本，而且都是外国电影大师论电影，但可能除了《雕刻时光》外，单本书似乎很难说有很大影响，《荣誉》到底有什么特质让它4年6版而且修订后还新潮？

 

苏牧：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每年都有新电影，这几年的大量电影书籍是跟着新电影走的，比较表面化，不深入。新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并且，新电影后面还有更新的电影。所以那些书籍很难长久。至于你说的那些引进的电影大师著作，书当然是好书，可是，读者对象可能比较窄，比如电影理论家，和较高层次的电影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荣誉》的受众面较广，不仅有艺术院校的学生，艺术院校的考生，还有广大电影爱好者，电影发烧友、影视创作者。据说，很多去拍电视剧的电视剧剧组，都会带着一本《荣誉》。

 

《中国新书》：因为《荣誉》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用性？

 

苏牧：是的。其实，《荣誉》的写作是精心安排的。《荣誉》不是像许多电影书籍那样，简单地电影欣赏，表达自己看电影的感受，如开头怎么好，结尾怎么出色，哪个人物感动了自己……《荣誉》实际上是我借一部部电影的读解，把我在电影学院讲授的整个电影制作（电影视听语言、电影剧作法），也就是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的基本问题都包括进来。《荣誉》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讲授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基础。《荣誉》是在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就是每一部电影读解的背后，是一个大的电影制作的背景。这也正是《荣誉》的特征和它的不可替代性。

 

 

这也是我的时代

 

《中国新书》：《新世纪，新电影》那本书，我三天看了两遍，很兴奋。它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幅漫画：父亲对女儿说我们那时侯怎样怎样，你们现在怎样怎样。女儿回他说：“这也是你的时代。”我想您就深谙女儿的回答，人怎样与时俱进？

 

苏牧：（笑）你准确地把握和体会到了我想要表现的东西。其实《新世纪，新电影》这本书，表面上或者形式上是在分析一部电影，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分析电影。我一直认为：有比电影更重要的东西。我借《罗拉快跑》这部电影，一方面从专业角度分析它，使电影欣赏者、制作者了解、学习它的电影制作。同时，我更想让大家感到那种比电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不被时代所淘汰，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面对的更大问题。

 

《中国新书》：但是我想问的是人如何跟上时代的变化？对很多大人来讲，现在的时代似乎只属于孩子。

 

苏牧：是的，时代在变化，孩子，年轻人最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代一起跳动。但是，大人也是时代的一分子。大人也应该促进时代的进步和变化。我有强烈的预感，21世纪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能一马当先地走在时代的前面，起码我们也要跟上时代，不被时代所淘汰。现在很多人读很多书，觉得自己有学问、有知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无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为“智识分子”。

 

《中国新书》：那具体到电影上是什么？

 

苏牧：21世纪是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纪。电影是技术的产物，电影是技术的艺术。技术的发展，如数字拍摄，电脑制作等等，必然给新世纪的电影带来巨大的变革。如过去功夫片中的李小龙、成龙、李连杰都有功夫。现在，电影《功夫》中的星爷，居然在电影中表现出了更出色的“功夫”。这就是技术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电影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在《新世纪，新电影》中，我着重讲了时代的变化。

 

《中国新书》：所以在您的笔下，什么都可以和电影联系，博尔赫斯、爱因斯坦、男性物种退化、女主角和男导演的爱情、网站上说、西方社会学家说镲

 

苏牧：是，我认为：我的书应该是放射状的，信息量一定要大，我想通过这本书把我当前阶段思考的问题，都在里面反映。时代在变化，书也应该是变化的。今天的知识，明天可能就变成垃圾。我认为一本好书的标准，未必是精确和严谨，而是丰富的信息量和时代的高度。换句话说：一部好书给读者的不该是知识，而应该是智慧，是灵感和启迪。

 

《中国新书》：您的“新世纪，新电影”的书名，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法国《读：》杂志上的一个专题：“为明天写作——21世纪的作家”，他们介绍了全球写作手法新颖的作家，那个专题做得特别好。

 

苏牧：是的。其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包括科学家，他们对时代的反映，他们对时代变革的响应和促进，应该是一致的。

 

 

图文呼应　　　

 

《中国新书》：《新世纪，新电影》是一本开放的书，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配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图和文，您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创造了它们的联系。这么微妙自然的图文关系真是一个做电影的人才能做出来的。

 

苏牧：感谢你对我的书的夸奖。《新世纪，新电影》在国内出版界来讲，它的版式设计应该是最新的。不仅国内，今年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杰出访问学者的时候，香港人都觉得这本书非常新颖，非常喜欢。今天的年轻人是视听的一代。今天的时代是读图的时代，视听一代的读者对纯文字的东西已经不喜欢接受。我们做书一定要想到时代的变化，在读图时代，书要做得活泼可爱，图文要相互呼应。图文是一种相互辅佐，相互呼应的关系。这跟我做电影有关系。这些图是我、美术设计张红，还有我的学生精心选择的。

 

《中国新书》：配图对您来说和写作同样重要？

 

苏牧：对。其实这还是一个上面我说到的书的信息量问题。或者说通过技术手段，增加书的信息量。文字是一种信息，好的图片是一种更大的信息。一幅好的图片、绘画，有时候会胜过千言万语，比如书中的埃舍尔的绘画，非常有内涵，而且是文字无法表述的。

  

写书就像谈恋爱

 

《中国新书》：我看三联出的这套“电影课堂”系列的预告，下一本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什么选择姜文而不是别的导演？

 

苏牧：我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可能我有些主观化。我喜欢电影中的浪漫、诗意的东西。这是其它中国电影所缺乏甚至没有的。写书不是领导分配工作。写书应该像谈恋爱，首先自己得有热情，自己得有“感觉”。

 

《中国新书》：得先喜欢才行。

 

苏牧：对，得有冲动才写。而且，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热烈、激昂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东西。有人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写文革。说这种话的人，对电影简直是没感觉。《阳光灿烂的日子》不是写文革，它是表现我们生命中的少年时代，我们生命中的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写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情像太阳一样地蓬勃，像热血一样地喷发。我希望我的这本书也是一本蓬勃的作品。

 

 

电影反映了生命的各种状态

 

《中国新书》：最后是关于电影和时光。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也会想到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您在《新世纪，新电影》里谈到拉长、缩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对于“电影和时光”的理解？

 

苏牧：人和时光的关系是电影的一个核心问题、本质问题。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好，但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反映了人，反映了人的生命的过程，反映了人的生命的状态。《罗拉快跑》反映了视听一代的人在时光中的状态，就是“跑”，《罗拉快跑》里的速度关系反映了当下人的生命状态。

 

《中国新书》：而塔可夫斯基纪录的生命状态是几乎静止的。

 

苏牧：对，还有侯孝贤。他用长镜头纪录生命的过程。那种距离感像时光老人在看，生活像水一样静静流动，而这种静静流动下面是涌动的波澜。那是一种东方式的悲情。

 

《中国新书》：他能抓住平凡人生活中非常诗意的东西。因为我是闽南人，有时候，我觉得他纪录的就是我的舅舅、我的姨姨的生活，但是他看到了他们生活中诗意的一面，而我看不到。

 

苏牧：对。而罗拉的奔跑，罗拉的争取，是另外一种人与时光、生命与世界的状态。匆忙的奔跑是我们今天的生命状态。罗拉尽管跑得飞快，但是，宿命或者说冥冥中的那种力量掌控着一切。罗拉跑了3次，3个过程呈现3个结果，其原因就是罗拉开始跑的时候的那几秒钟的相差。《罗拉快跑》采用游戏形式，游戏的最后，给我们深切的感喟。导演把对人生最大的感喟，最大的哲学思考放在电影的最深层，这是艺术创作的“举重若轻”。我认为：“举重若轻”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中国新书》：谢谢苏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苏牧：谢谢你。谢谢《中国新书》。

 

                                         《中国新书》200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