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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子嵩与聂元梓：我们两个都九十岁了！

  师道尊严，是中国几千来的传统，甚至被列为“天地君亲师”的五伦之一。为此，韩愈还有著名的《师说》一篇，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也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学有所成，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来教育的话，永远也走不出迷茫与蒙昧，那就真的如同“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

　　近来闲读古希腊哲学史专家汪子嵩先生的专著，书中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术的自由就在于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应盲目地屈从他人，屈从于某种权威，甚至包括自己的师长。所以，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于是就有了全世界都知道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汪先生有一篇《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的旧文，指出上世纪很多著名学者都曾在西方留过学，受过民主熏陶，具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他本人就听到过，大约在解放前夕，老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与他的学生废名（冯文炳）有一次为了学术意见分歧，这师生两个湖北佬竟从论辩发展到打起架了。

　　汪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当年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经过了自由的研究，形成了自己自由的思想理论。如金岳霖先生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兰先生有“新理学”，贺麟先生则有“新心学”，洪谦先生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教授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理论和思想，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他们之间，经常有争论，但都不依势压人。老师讲课，学生可以随意旁听，还可以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来台，但都没什么。金岳霖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哲学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他有一个高足叫沈有鼎，有一次金岳霖讲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作为学生的沈有鼎却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只是“唔”了一声，并不以为忤。

　　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岳霖成为北大哲学系第一任主任。当年哲学系有一个逻辑学家叫周礼全，湖南吉首人，好辩是出了名的，一定要将对方驳得理屈词穷才肯罢手，仅仅对自己的师长金先生，就顶撞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西南联大一年级的时候，周慕名去旁听金岳霖的“知识论”课，金先生正讲到罗素在《哲学问题》中的“归纳原则”，周正好刚读过这本书，觉得金先生的解释有些问题，下课时竟拦住金先生不放，说：“我以为您的解释不符合罗素的原意。”金先生问：“你读过罗素的书吗？”他回答：“我仔细读过。”金先生说：“你回去再好好读几遍吧。”说毕扬长而去。第二次是金先生指导周礼全写毕业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出一个知识论系统，恰恰是金先生所反对的观点，老师与学生交锋，争辩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以致梁思成先生的家人以为他们两个人在吵架了，推门过来查看。最厉害的第三次就在清华园了，金先生专门为周礼全开了一门“知识论研究”课，师生两人讨论，周对金的一个哲学理论表示质疑，金先生费力解释，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这次金先生终于生气了，说：“你这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礼全也不甘示弱地回应道：“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先生听了这话，气得脸都涨红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撑着书桌，两眼盯着自己的学生，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又回到座椅，很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下次上课时，周原想当面向老师道歉的，但是金先生根本没提这件事情，却又花了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非常仔细和非常严谨地进一步陈述他上周提出的那个理论。

　　这样的事情，如果以尊师重道的旧式教育模式来看，颇有些大逆不道，但在有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传统学风之下，学生批评老师却是寻常的事情，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为自己拥有的是绝对真理。上世纪60年代初，金岳霖曾发表《论“所以”》的文章，周礼全也跟着发表文章，公开批评金先生的观点。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民主的师生关系，承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与意志，给每一个人能够自由发挥创造才能的机会。

　　可惜的是，“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反观今天的教育界，既没有旧时那一套师道尊严的克紹箕裘，更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学风，有的只是时时爆出的教育腐败与权钱交易在校园里滋生与蔓延。近日惊闻在百家讲坛上口口声声说要“甘于寂寞，安贫乐道”的七旬高龄老教授，居然能潜规则“80后”女生而财色双收这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算是匪夷所思的另一种“师德”了。这与汪子嵩先生当年欲说还休的种种“师说”来比，只能让人剩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语化境了！